王羲之的书法成就
王羲之一生的书法成就主要在新体，即我国书体演变史.上最后成熟的楷书体系，以及与楷书有着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行书和今草。踵v比之王羲之已成为过去，王羲之在锺、张的基础上又向前大大地迈进了。
在学习传统继承锤、张及前辈方面，王羲之所涉是全方位的，据张怀瓘《书断》所载，王羲之所擅各体包括:楷书(张怀瓘所称隶书实是真书.于王羲之所指即为后世所称的“楷书”)列神品，云其与锤M各造其极.分书，列妙品;章草，列神品，飞白，列神品，其与王献之并造其极，尽能穷其神妙。草书，列神品。又《六体书论》称其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为嗣。然而他的分书、飞白均不传世。从史料中可知其楷、分、飞白学之于蔡邕.锺繇。然蔡、锺的分、飞白尚无书迹可传，因此更无理由想象羲之之迹了。章草书，如前所云，庚翼曾以羲之章草比之张芝，叹服之致，可见他的章草得张芝之深。此外，后世刻帖载有羲之一札《皇象帖》(见《淳化阁帖》)，记录了王羲之求人将皇象草书送给他的事情，其间传递了王羲之亦曾学习皇象的信息。现存王羲之章草仅见收人《汝帖》《宝晋斋帖》《澄清堂帖》中的《豹奴帖》.此帖原为绢本，曾人宋内府，《宣和书谱》著录，原名《眠食帖》，元时为冲宾所藏，赵孟顺、鲜于枢、冯子振皆有题跋。
赵氏跋云:“如此帖章草，奇古雄强，精神逼人，指不可再屈也。至元丙戌十一月朔，大梁赵松雪为冲宾员外跋。”后世重王羲之新体书风，远甚旧体，故流传其分、飞白、章草绝少。《豹奴帖》凤毛麟角，因而弥足珍贵。此外《十七帖》《八日帖》中，多见章草笔意，亦可窥王羲之娴熟的章草技巧。
在王羲之新派书风中，楷书占有重要的地位。楷书在撞蒜手下，已经初具规模，但仍具隶书的徐韵，王羲之在卫夫人和王滨的基础上，对锤楷进行了进一步变革。主要特征，一是在结字上易扁为方。王羲之临锤书《宣示表》与王滨所书《祥除帖》都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在其晚年所书《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中，这种差别则更明显。由于易扁为方，楷书结字更为紧凑和停匀，变化更为丰富。其二，锤氏小楷的横画，往往还保留着长长的横势.王羲之的小楷，则将这种长横革去，使横画在小楷中趋于和谐统一。锤氏楷书掠笔所残存的隶书笔法，在王氏楷书中也以“撇”替代。总之在王氏笔下，楷书的基本笔法，已经完善和定型，不复再具隶书遗韵。也就是说，楷书从锤9到东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其审美定式完成于王羲之，经历了约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
王羲之楷书作品，流传到今天，已无一件是其手迹。因此我们仅能从刻本、摹本和临本来分析其楷书的特色。《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是其楷书代表作.南朝梁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云:
逸少学锺，势巧形密，胜于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垂旨以(黄庭》
《像赞》等诸文，可更有出给理?

除上述楷书作品外，唐代孙过庭《书谱》还提到《太师咸》，但后世不传。可见从南朝至初唐，这些作品都被视为其楷书名作。据褚遂良《右军书目》载，《乐毅论》《黄庭经》《画赞》，唐太宗时皆人内府。《乐毅论》，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曾命冯承素摹拓，分赐近臣计六本，原迹于初唐散失。今天还能见到的刻本以越州石氏残本、《徐清斋帖》刻本为佳。《黄庭经》，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硬黄纸墨迹本，当是唐人临本。另一唐人临本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董其昌跋语断为唐钟绍京临本，虽清晰小残，但用笔、结字均远逊.亦异于刻本。传世刻本中以越州石氏残本、颖上本及沈氏蝶砚庐秘阁真本为佳。《东方朔画赞》，又称《像赞》《画赞》，传至今日的有唐人临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用笔虚和冲淡，出于高手，虽不似刻本刚健，但别有风致。另有多种刻本传世，亦以越州石氏残本为最。
此外，流传后世的《道德经》《曹娥碑》等小楷，有称为王羲之所作者，然聚讼颇甚.疑点也多，置而不论。
在研究王羲之楷书时，还不应忽视他的真行作品。在他传世的小楷作品外.还有许多与他行书字形大小相近的楷书夹于其传世的行书作品中。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就曾将《兰亭序》与《黄庭经》等刁僧作品并举，称“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他将王羲之的真行并举不是没有道理的，如在《兰亭序》《来禽帖》《极寒帖》,《建安帖》《小女玉润帖》及唐代集王字《圣教序》中都可看到许多楷书和近于楷书的字。对于窥其笔法，并从中了解王羲之革除锤氏旧质楷书时如何从行书用笔中汲取有价值的养分，当有极大的帮助。尽管后世见不到王羲之的中楷，但从王僧虔《太子舍人帖》、智永《千文》及初唐四家的楷书中，可以了解到他们较之王羲之《黄庭经》等放大了的楷书，其法度正来源于这些行书中夹杂的楷书。
在王羲之楷书中，被后世称为“一拓直下”的横、竖起笔清晰可见，收笔也一改魏晋时代楷书的重按。三过折法在其笔法下已是成熟的技法。此外翻折的运用、点的呼应、钩挑的变化，脱胎于行草而定型于其楷书之中。所有这些均达到了十分纯熟的境地。技法的精熟导致了情感和意境的追求，如孙过庭《书谱》所云:
写《乐毅》则情多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译
应无，《太师茂》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
构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阁于胸襟，
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
因而，王羲之楷书被视为百代典范，不仅仅是技法的精熟，更在于情感的注人。
今人论及楷书的成熟期多以为当在唐代。其实不然，若视汉代为楷书草创期，铺舔加工美化称为变革期，开始走向成熟，则王羲之精美的楷书实为成熟期之代表。在笔法、结字、章法上，他都已经完成楷书的审美定式。羲之以后，文人书家仅仅是在放大、点画华饰上及风格上发展了楷书，而这些变化无不是在羲之楷书之上再加工而成的。这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
在王羲之的新体书法中，对后世文人流派书法影响最大最深的是行书。从王僧虔所说王廙“书为右军法”来看，王羲之行书与锺繇结法之桥梁即是王廙，并可看到王澳辈的行书较之锺繇时代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在了解王羲之行书的典型风格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其变革前的行书面貌。
先从锺繇谈起，锺氏的楷书现在还能见到较为接近原貌的《荐季直表》，因时代局限，其用笔中的隶书笔法尚不能脱尽。因此想来他的行书也像《楼兰遗书》中的大部分行书那样，存有隶书用笔的遗痕。连被看做是王羲之行书重要参照标本的西凉《李柏文书》，在用笔上也具有明显的隶书用笔残痕。李柏虽.与王羲之同时，却任西域长史。当时西域的文化较之江南显然是落后的，从《李柏文书》的多次起草看，他显然疏于文墨而非书法家，与王羲之的比较并不在一个文化层面上。所以，传世王羲之早期作品《姨母帖》便成为他改革旧面貌的最好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