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夫人的 《笔阵图》除上述特点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整篇文章都具有教育意义。正如前面所说，汉以前的六书理论、“六艺”都具有教育功能，这一特点与我们对 “前书法理论时期”的基本估价比较吻合。比如她在文中谈到：“今删李斯笔妙，更加润色，总七条，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贻诸子孙，永为模范，庶将来君子，时复览焉”，这样的立场，基本上是教育的立场。因为是从教育的立场看，《笔阵图》特别是七条也许在当时是作为技法规范，供学艺者练习写字用的。我想这一点和蔡邕的立足点，甚至与汉晋 “书赋”的立足点是大不一样的。
研究 《笔阵图》的价值所在，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对线条的重视，依我们对六书理论的研究，是区别于一般的结构分析的。结构一般较易指向文字的易读易识性，在 “前书法理论时期”尤其如此，而线条研究却是多指向书法艺术表现方面的内容。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因此从蔡邕 《九势》到卫夫人 《笔阵图》的线条研究，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书法艺术走向自觉意识的一个显著标志。卫夫人之所以会对七条即七种笔划作如此形容与描绘，显然是基于线条美的感受。我想这是一种真正的感受，能从抽象的一根线条里发现万岁枯藤和百钧弩发，这还不是一种审美感受吗？而更有价值的还在于，比起汉晋书赋的纯粹具象比喻来，《笔阵图》的比喻已经具备了一种上升到抽象的能力，如 “万岁枯藤”既是指形也可指质，而百钧弩发、高峰坠石又是指其 “势”，因此，它并不简单地以具象的动物或自然事物作表象的描绘，而是在描绘中作某种较深刻的理解与领悟。蔡邕的 “自然”、“阴阳”、“形势”是在具体的技法解说中以论证作抽象法则把握，而卫夫人却是用具象的比喻来阐明抽象的原理与感受。相比之下，她更易于被淹灭在众多的书赋之中，但也正因其易被淹灭，因此她的价值就更易于展示出来。
当然，《笔阵图》中还对笔、墨、纸、砚等进行了讨论。我想正因为谈的是技法理论，于是有必要对工具也进行详尽讨论。它足以告诉我们，对书写工具的研究在当时已有相当水平，如对砚的要求是 “浮津耀墨”，对笔的要求是 “锋齐腰强”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文房四宝的先例，比起宋人苏易简来，可是早得多了。至于谈到鉴与写的关系、骨与肉的关系、力与筋的关系、意与笔的关系，皆有上乘的论述。正因其成篇早，在众多的书法理论中，显得特别具有鹤立鸡群的价值。我认为，《笔阵图》是书法批评史发展中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特别是南北朝，整个书法批评的风气有很大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表现为新的批评方法与批评观念的崛起，而它又集中出现在南朝这一文化繁庶之地。六朝时的书评和书品的崛起，为我们打开了书法批评的新天地。比较重要的有庾肩吾的 《书品》；袁昂的 《古今书评》；梁武帝萧衍的 《古今书人优劣评》。这些我们要重点讨论一下，因为它是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模式出现的。这种批评模式，既不像汉代的 “书赋”，亦不像《非草书》式的专论；既不是从审美角度对技巧与形式的潜心研究，又不是纯粹的个人主观的欣赏感受。
首先讨论一下庾肩吾的 《书品》。
《书品》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的投射。我们讲书法史时谈到过，从后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 “九品中正制”的体制，它本来是一种政治体制的问题。政治上提拔、推荐官吏，采用的是清议与品第的方法。有很多豪门大族的名士在一起讨论，觉得谁水平学问不错，谁的道德文章很好，于是就推荐他出山做官，这样的清议方式是中央政府无法控制的。当时社会对名士特别尊重，所以从社会机制立场上看，采用 “清议”的方式非常有效。这些士大夫、名士跟朝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名士也就是当时士族知识分子要维护自己独立的地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必然会与朝廷的旨意产生某种分歧与冲突，形成种种社会矛盾。到了曹魏时代，曹操首先提出，由朝廷委派一批中正官来控制清议，一则不让其随便 “清议”朝政得失，以免带来麻烦；二则选拔官吏都由中正官来作评论，分成三品九等——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这个 “九品中正制”出现之初还有积极意义，因为打破了豪门大族的控制。倘若纯是依靠清议，会使品诠官吏的过程变成豪门大族进行门阀袭断的过程。清议必须依靠很多名士，这些名士出身豪富，他们互相提携，结党营私，使社会政治体制变成一种门阀意识极强、豪门大族控制而不容平民染指的格局。这种格局对朝廷控制不利，也对曹魏时代打击豪门势力的总政策不利。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朝廷便委派中正官去控制清议。中正官必然代表朝廷的旨意，不让豪门大族进行十分腐败的权力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对鼓励平民参与政治，打破原有的腐朽机制有相当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