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品中字迹稚拙、自由无束的《郑长猷》、《侯太妃为贺兰汗》、《马振拜》三通造像记在古阳洞中所处的位置来看，恰恰都在洞窟的顶部〔图九〕，.这使得书丹者和刊刻者都要仰身操作，书写和刊刻都要比其他在下面洞壁的造像记困难，所以书刻都不能正常发挥。这是这几通造像记的书刻要比二十品中其他造像记拙劣的原因。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北魏龙门造像记刻工的来源和身份情况。这就有必要先论述北魏开国以来的有关历史。北魏是我国北方游牧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在开国时，道武帝拓跋硅就信崇佛教，曾下诏于京城一平城为沙门建佛塔、佛殿、讲堂和禅堂。明元帝拓跋W“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当时佛教在代北流行尚属初始阶段，佛教建筑也很简陋。明元帝经常亲幸道人统(僧侣首领)法果所居寺院，“以门小狭，不容舆辈。”.在太武帝拓跋A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凉州邻近西域.举国世信佛教，“村坞相属，多有塔寺。”。现所存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和敦煌石窟等，都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太武帝灭北凉后，将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余家迁到平城，其中不乏有在石窟中修禅的高僧和擅长雕造佛像的工匠，如宗教领袖师贤、.昙暇a0均来自北凉，也正是昙暇主持开凿了云岗石窟。在此之前，道武帝击败南燕慕容德，于天兴元年(398)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毁灭佛法，“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徙长安工巧二千家于京师。”数年后太武帝死去。兴安元年(452)文成帝拓跋溶即位，下诏复佛法。和平初(460)接受沙门统昙暇的建议，由皇家在平城西郊武州山开凿石窟五所，即今云岗昙暇五窟。云岗石窟在献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宏时期仍继续开凿，开凿建造石窟的功德主除皇室外，从现存造像题记看，还有官吏、上层僧尼和邑义信士等。自道武帝开始，京都平城不断经营建设，在孝文帝亲政以后，自太和十二年(488)至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以前，更是将平城作过大规模的改建，使之成为一座更具中原文化氛围的都城。平城的建设和云岗石窟的开凿，其具体施工役作者，就是那些掌握专业技艺的“百工”。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秋九月“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联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幼穆亮、李冲在平城大规模改建时就是主持工程的大臣，新都洛阳城的兴建.自然会受到旧都平城的影响。在洛阳南郊伊胭开凿石窟，明显就是模拟平城西郊武州山所凿石窟，是洛阳新都城规划建设的大工程之一。一开始，出资雕造石窟中佛像的功德主就是王公贵戚、文吏武将、高层僧尼，以及邑义信士。这情况和云岗石窟相似。龙门古阳洞是最早开凿的石窟，值得注意的是:有纪年的最早造像记是太和十九年(495)十一月所刻的《司空公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撅造像记》，功德主为兴建洛阳新都城的总负责人穆亮的夫人，丘穆陵是鲜卑旧姓，改成汉姓为穆。古阳洞的开凿应在这前一年间。舒洛阳自西晋永嘉之乱以后.近二百年间迭经战乱，一片废墟，很难想象有上层人士出资兴造石窟，并有相应技艺的石工来开凿。兴建洛阳新城的“百工”都来自平城，其中包括到伊胭开凿石窟的工匠，当然还有设计石窟的僧侣。“百工”自周秦两汉以来一直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社会群体，与普通士民有所区别。他们掌握一定的技术手艺，世传其业，地位低下，不得改行，不得进人仕途。在北魏，对“百工，的管制极为严厉。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庚戌曾下诏书:“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b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百工伎巧和奴仆的子弟只能学习继承父兄的行业，不能读书，违犯者，教师和主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开凿龙门石窟的工匠都来自平城，他们本人或先辈也曾在武州山(今云岗)开凿石窟、雕造佛像，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凉州就从事佛教工程的建设。他们世传其业，有高超精湛的技艺，但是不能读书识字，自然也就不会未经书丹而直接捏刀去刊刻造像题记了。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开凿洞窟建造佛像都由功德主出资，这些功德主只需刻上姓名和祈愿文字，即已达到目的，对书刻的优劣并不关心。这种心理就像后世给寺庙捐资，在功德簿上签名和写上出钱数目一样，既已表示了心愿，对功德簿上所写字的优劣则并不关心。而寺院僧侣也只注重洞窟的宏伟、造像的庄严，以及装饰的绮丽，对题记的文字内容只是看作对功德主的应付。初期古阳洞石完佛像的雕造，因都是王公贵戚、官吏将帅、高层僧尼、邑义团体为功德主，所以还将造像记刻成碑的形式.或刻在显著的地位，书刻也较认真。但是像《郑长猷造像记》因刻在洞顶高处，字迹拙陋、字句重复、漏字漏刻，不加检核.可以看出根本无人关心。有些石宠佛像是预先雕造好的，有功德主捐资，往往就在某一佛完佛像周围空隙处刻些题记，有些题记行款杂乱，字迹草率，完全可以看出僧侣对施主的一种应付心态〔图一O、一一〕。这并不是“不写而凿’形成的，而是僧侣和施主互相不关心形成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邝洛一带墓志大量出现，其早期风格与龙门二十品很接近，也是粗犷方峻，正始(504一507)以后风格渐趋典雅融和，书刻越来越精。而造像记却越刻越草率。这种背离艺术发展从粗到精，从古拙到典雅的一般规律，以及从总体上看造像记要比碑褐、墓志、摩崖、石经等其他类别的石刻文字书刻要简率粗劣的现象，只有用主使者的不关心为原因来解释。

    以上对北魏龙门造像记先书后刻的分析论证，用以分析同时期关中、青、冀、豫等地的造像记，以及齐、周、隋、唐的造像记的书刻，甚至推延到碑竭、墓志、摩崖、石经、石胭等其他类别石刻的书刻关系，或许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