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苏、黄、米书法思想影响下，才出现了一批在精神上与苏、黄、米等相一致，从不同角度、方面、层次论书者。李之仪也是其中一个。
李之仪字端叔，沧州无棣人，能文，工尺犊，苏轼称其人刀笔三昧，传世墨迹有
《别纸帖》，书法论著有《论苏黄众贤书》、《论文》、《跋兰亭薛氏本》等。他的书法美学观点是:

        凡书精神为上，结密次之，位呈又次之。杨少师度越千古，而一主于精神，
柳诚悬、徐季海纤悉皆本规矩，而不能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或谓作字正如
习马，步骤驰骋，多有先后，一失其节，御者所愧。至其奔软绝尘，则乃能见其
材。鲁直草字有类诚愚、季海，与夫马之在御者。正书、行书则一，爽秀为多。
要之，足以名世也。
(《姑溪集》)

基于同一思想，他还说:

        学书先于行笔。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驰。虽规模前人，点画不离法度，要
亦气韵、多有所在，略不系其工拙也。

强调精神，而且以杨凝式与柳公权、徐浩为例，来说明精神的重要，杨凝式“度越千古”，“主于精神”，柳公权等太斤斤于规矩而不能自有展拓，其书就缺少精神了。学古人书，点画不离法度，处处规模前人，不知气韵自行笔生者，功夫做到老死，也是背道而驰。说明他强调书之精神到了多么重要的地步。
书之精神，就是主体精神的反映。学古人书，不只在学其形势，更要领会其精神。写我之书，只在借古人之规矩，立我之精神，这才是书法的根本。
李之仪还有论草书一则说:

        “家贫不办素食，事忙不及草书”，此特一时之语耳。正不暇则行、行不暇
则草，盖理之常也。间有蔽于“不及”之语，而特于草字行笔，故为迟缓，从
而加驰骋以遂其蔽。久之，虽欲稍急不复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问
疾、家私、往还之书。方其作时，亦可谓迫矣，胡不正而反草邪?此其据也。然
而非所造直与神遇，则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我一家而名于世也。
(《姑澳集》)

对于“事忙，不及草书”，书家在作草书之时，“故为迟缓”，他以二王法帖为例，提出异议:为什么那许多告哀、问疾之函，都是行草?“方其作时，可谓迫矣”，如果草书写来比正书慢，为什么王羲之当时不写正书而以草书呢?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非所造直与神遇，则安能至是”?这一发问似乎是有理有据。但是，他终究把问题绝对化了。
作为实用，诚然是“正不暇则行、行不暇则草，理之常也”。没有人在实用中反其道而行之。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面，事物还有另一面。即使在张芝之时，人们也不全因实用而练草书，张芝将家里的布帛全拿来写后再染，写得池水尽墨，分明是将草书作为艺术形式来掌握。   书法从实用产生，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有统一性，但也并非总是统一的。一般来说，草书的书写速度当然比楷书快，但作为艺术形式来利用，就不在“有暇则正，无暇则草”，也不在越快越好。当人们把草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运用时，其速度的徐疾是服从于艺术效果的。用笔的快慢不能决定艺术的高下。王羲之确是为实用而书，但到了宋代，确有了为抒情志而为之的书法了。
当然，作为艺术形式来掌握，也要“所造直与神遇”，这是把握一切艺术形式的基础，而不是有争议的学术认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