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诗卷》，可以说是集中体现朱熹前期书法成就的代表作。该帖俗多误称《城南唱和诗卷》等，内容为朱熹亲书自作和湖南长沙老友张栻(字敬夫)之诗五言二十咏，诗见《晦庵集》卷三。因本帖未署所书年月，且历代书学论著也多为涉及，故今人多有误考。笔者曾对之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考辨，并认系本帖当系朱熹在淳熙元年(1174)秋末冬初所书。

对于本卷书法，元、明、清三代人在各自的题跋、著录中多有论及，兹按时间先后择录以下数条，以见一斑：

右晦庵先生真迹，笔精墨妙，有晋人之风。大贤无所不能，固非可一艺名也。

紫阳夫子平生讲道之功日不暇给，而于辞翰游戏之事亦往往精诣绝人，评书家谓其书郁有道义之气，固耳。今观吾乡沈方伯时旸所藏《和张宣公城南杂咏》手迹，词皆冲口而得，字亦纵笔所书，榘度弛张，姿态逸发，虽晋唐诸名家未易比数。

朱夫子《和敬夫先生城南二十咏》，字法俊逸，大有晋人风致；而诗之清远，亦非宋人所能及。

书写本卷时，朱熹四十五岁。详察本卷书法，迹近颜鲁公《鹿脯帖》，意在蔡襄、王安石、胡安国、张浚之间，笔墨丰腴而能字法俊逸，形态自发而无仿效痕迹，实已初显自家风致，心中郁勃之气俨然跃于笔端。然而与其五十岁以后的作品相比，自家风致仍略显不多。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尽管如此，仍不失为南宋书法史乃至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名作，更是朱熹中年时代的“响唱”。

从以上诸评中可以看出，历来对朱熹此卷的褒扬，多着意于诗和字两方面，同时更上升到朱子之学、夫子之道这一高度。确实，朱熹为南宋一代道学领袖，其书法一艺实为暇事之游戏。但朱熹能得书法史上“南宋四家”之誉，实也归功于他在书法创作上能得“晋人风致”和“晚乃成家”。最后，移录朱熹题跋两则，或有助于对朱熹前期书法的理解：

久闻敬夫城南景物之胜，常恨未得往游其间。今读此诗，便觉篁水月去人不远。然敬夫道学之懿，为世醇儒。今乃欲以笔札之工追踪前作，岂其戏耶!不然，则敬夫之豪放奔逸与西台之温厚靓深，其得失之算，必有能辨之者。

予旧尝好法书，然引笔行墨辄不能有毫发象似，因遂懒废。今观此帖，益令人不复有余念。今人不及古人，岂独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强矣。

(二)中期书风(浮熙六年至绍熙五年)：提倡“书字时甚敬”的书学观

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知南康军来到江西，淳熙八年(1181)三月离任，在职整整两年。期间，朱熹似乎以复兴文化为主要政事，以庐山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文化和书法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提倡北宋儒学和褒扬北宋硕儒的书迹。他在这一时期的书学观念，在以下题跋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熹年十八九时，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时盖未达其言，久而后知其为不易之论也。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来南康，得杨君伯起于众人中，意其渊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示熹，三复恍然，思复见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

康节先生邵公手书《戒子孙》语及《天道》、《物理》二诗，得之芗林向氏。刻置白鹿洞之书堂，以示学者。

右伊川先生与莆田方君元寀道辅帖。后一帖乃嘉祐二年语，时先生年才二十有五尔。真迹今藏道辅曾孙友陵家。

紧接着，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九月离任。这一趟来浙东，对他的书法创作和书学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影响巨大的。浙东之行，朱熹不仅考察了书法圣地“兰亭”，而且大量获观了钟繇、王羲之等人的法书名迹，打开了书法上的眼界，从而把自己在书法上的取法对象直接定位到晋唐名家名迹上。朱熹传世书迹中书于淳熙九年和十年间的《卜筑钟山帖》、《所居深僻帖》等，无疑是这一取法的最佳反映。这一时期，朱熹对刻帖中的钟繇、王羲之法书可谓推崇备至：

《力命表》旧惟见近世刻本，今乃得见贞观所刻，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窥其妙处，又愧其见之晚也。他日见右方诸公，当请问焉。又未知其所见与予果如何耳。

新安朱熹观王顺伯所藏《乐毅论》、《黄庭经》、《东方赞》，皆所未见，抚叹久之。

淳熙壬寅上已，饮禊会稽郡治之西园，归玩顺伯所藏《兰亭叙》两轴，知所谓“世殊事异，亦将有感干斯文”者犹信。及览诸人跋语，又知不独会礼为聚讼也。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附书其左，以发后来者之一笑，或者犹以笺奏功名语右军，是殆见杜德机耳。

淳熙七年，朱熹在南康见到了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已景仰的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真迹四纸，并为之作了跋，表现出对欧阳修书法的推崇之情：“欧阳公作字如见其文，外若优游，中实刚劲，惟观其学者得之。”淳熙九年三月，朱熹再次在会稽王顺伯处见到了欧阳修《金石录序》真迹并为之作一跋；淳熙十二年四月，再出一跋。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书迹进行题跋，恐怕不仅仅是限于学术一途吧。

自浙东任上罢归建阳后，朱熹又在八闽之地，先后获观当地世家所藏蔡襄、苏轼、朱敦儒、喻樗、黄庭坚、米芾等人的法书和先贤范仲淹、程颐、杨时的墨迹，详可参见《晦庵集》卷八二中的相关题跋。也正是在从政六地、出游四方，使得朱熹有机会饱览各地胜境，考察先贤遗踪，结交时代俊彦，极大地丰富了人生阅历和充实了学术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完善了自己的书法价值取向：在书法创作上远溯钟、王法书，兼绍北宋硕儒先贤遗迹；在书法观念上提倡“书字时甚敬”，反对“争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的时风流弊。对此，朱熹这样说：

明道先生曰：“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近世之为词章字画者，争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萧然淡然绝尘如张公者，殆绝无仅有也。刘兄亲承指画，得其妙趣。然公晚以事业著，故其细者人无得而称之焉。敬夫雅以道学自任而游戏翰墨，乃能为之题识如此，岂亦有赏于期乎!

与此相呼应的是，朱熹为大力褒扬北宋蔡襄、朱敦儒、喻 樗等人的书法，不惜贬低黄庭坚、米芾诸家：

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故常集其墨刻以为此卷，而尤以《乐毅书》、《相鹤经》为绝伦，不知鉴赏之士以为如何也。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朱熹开始自觉地将书法一艺中的“道”与“技”结合起来。而这种变化明显完成于朱熹自浙东任上罢归崇安、卜居“武夷精舍”期间。此时的朱熹已是“知道之难行”，遂潜心学术。《周易系辞本义)(手稿残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呕心沥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