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代，学术思想极活跃，对中国的影响至大至深。后代种种学术思想、学术派别，皆从这一时代的学理中汲取某一点，以形成涣涣派别，或者，只注经释典，“代圣立言”。研究我国的思想史，其最重要的部分即此，因为这个时代的学说，实为后代学术思想的渊燕o
殷代文献，除甲骨外，实寥寥。甲骨数量虽多，但多用于卜占，且程式简单，大抵是“某日某人卜问某事，吉或不吉”。几乎千篇一律，而文字数量亦不过三千五百个左右。缘此，未能形成一种严密而宏大的学术体系。
西周时代，诸家大师，自然从未谈到书法艺术。孔子谈得最多的是“乐”，其次为“诗”，再次为“画绩之事”。老、庄提倡清静无为的主张，提倡“艺术取消主义”。但是，他们的思想，是个体系且包罗万象，不问对某种现象提到还是未提到，在哲理上无不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的根本立场。
俞剑华先生在《中国绘画.妙中写道“中国之民性，喜高鹜远，爱玄恶实”，实为智言。而书法艺术可谓最“玄”的艺术，其思想、精神多由“玄”理而来。它在形式上，不过以线条据汉字字形去组构，可谓简单，但种种玄思妙理皆由此简单形式中隐现隐露，若轻烟浮云，若游气，若幻影，若梦，若镜花水月，妙不可言2极端一点说，书法是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从形式到精神，都是民族性灵华彩的聚焦点。  惜乎，学界视书法为“雕虫小技”，故未能探奥发微，究其渊源。
周鉴二代，郁郁乎文。社会心理从殷人的迷信，转向了现实人生。周人“敬鬼神而远之”、孔子即“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从周代的文字使用看。已不像殷商的卜辞，只用于卜吉凶了。
在甲骨文走出舞台后，金文代之而起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周代可信文字，以金文为最多。所谓金文，即刻铸于金属器皿上的文字，这些器皿，又以钟、鼎为常见，故此种文字又称钟鼎文。或因为系铭刻者，也有称为铭文的。
周代一开始，便有洋洋大观的巨制。成王时代的《伶黝》，有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时代的伏孟黔，有二百九十一字;西周末宜王时代的《毛公鼎》竟有四百九十九字!
此后，到了东周，论石刻文字，最辉煌的便是所谓拓鼓为。可是，它的产生时代，却众说纷纭。郭沫若先生的拓鼓文研v，推断它是秦襄公八年的东西(今从郭说)。石鼓文为历代书家推崇备至，乃至誉之为“书家第一法则”。《石鼓文》的作者为谁?欧阳修说“非史摘不能作”气《金石录》的作者赵明诚也作如是观，可是强有力的证据却没有。那么，史籀为何许人?《说文·序》谓为“周宣王太史”。他“著大篆十五篇”，故所谓大篆又称之为籀文。
西周时代，诸侯、王臣铸器很少，主要是王室的。东周却差不多都是诸侯、王臣之物，这正是王室衰微的表现。反映在字体上，西周较凝重，东周则自由而多样。至春秋末季，南方的吴、越、蔡、楚，竟出现了很富于地方色彩的书法风格，少数铭文，故作波折，或于笔画外加鸟形，装饰性颇浓。加之，刻铸的范围除鼎、彝之类外，在兵器、玺印、货布上也铭文为记。这样，因器物类型之不同，或因装饰的需要，书体也便趋于多样化了。依器物形制而构字形，显然成了较自觉的意识，这一点，对于研究书法艺术思想，至关重要。郭沫若先生说:“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
先秦无狭义的书论，那么，除从金文、石文中去捕捉当时的书法观念外，便是由诸子哲学体系中去发掘那深层的艺术思想了。哲学思想之影响艺术，无须乎明言。“不言事而事理存乎其中”，万象不离乎“道”，哲学精神，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