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氏教国子六艺的制度，建立于周代。保氏为周王朝教育的官吏，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以六艺训练学子，使能具备六艺的技能，其中，便有“书”一项。“书”即“六书”。这种训练是从八岁开始的。其具体内容，一是教所谓“国子”“造字之本”，知道“造字”的基本方法;其二，是写字，也就是后世习字课之类的内容，主要是训练写字的技能。但六书的说法，从来不一，在汉代，班固、许慎、郑重的说法都不一样，直至当代，仍是一个难决的聚讼。我们所关注的，只是远在周代，在教育制度上便将训练书写技能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予以规定。
然而，到了秦代，才因政治上的大统一，在制度上有了律令性规定。《说文·序》:

尉律，学幢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

段玉裁注:
讽，谓能背诵尉律之文;籀书，谓能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即缮写至九千字之多。
在孔子时代，百家争鸣，孔子思想并未奉为至典。他要求学生必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主张“学而优则仕”，不过只是一个思想家的言论而已。至秦、汉，将缮写之技作为选士的内容之一，其影响便不可同日而语了。
以能缮写九千字为选吏的一条标准，不能不说是个相当高的要求了。因为，当时的书写条件非如今天这样便利。至汉，仍承秦制。王国维《汉魏博士考》:
汉时教初学之馆，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即教本—引者注)用《仓颉》《凡将》《急就》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
以上三种教材性的书籍，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只有《急就篇》了。《急就篇》共二千一百四十四字，据前人考证，最后的一百二十八字是东汉人补加的。唐以前，《急就篇》广为流行。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
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
《急就篇》为西汉史游编撰，成书时间约在公元前40年。
自然，汉时童子习字，其目的不是当书法家，但不管最终目标是什么，在其起步学习阶段，并无歧义，所以，从基础技能训练说，无疑是为日后从事艺术打下根基。
以书选士，刺激了教育制度，这对于书法的普及，影响极大。天下学子，凡有志于仕途的，不能不就范。隶书汉人也称作史书，律既以此取人，风气也便由此逐渐酿成，乃至俗语云:“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贾谊书亦云“胡以孝梯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其时，擅史书已是人仕捷径。后世据书选士，实发端于秦、汉。就学书者说，功利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汉以隶选士，唐以楷法选士，清则小楷。从这个侧重看，科场唯提倡当时通行的正体，以便于公府行文，而且，是以工整端丽为标准，以实用为要求的。
但刺激起功利欲的，还不止科场录士这个方面，帝王的嗜爱，也最易激起一时风气。灵帝诏工书鸟篆，于是“鸿都文学，鸟篆盈简”。
但通行实用，仍以隶书。鸟篆不足以影响书法，原因是既不便于实用，也无多大的审美意义。但帝王偏好而影响一时艺术风尚，实在是自汉代开始。到了唐代以后，几乎各朝帝王，都好书成癖，上好下甚，蔚然成风。与科场所严限的字体不同，帝王之好，是更具有审美意义的，如李世民之好右军书，赵估之自创“瘦金体”，赵构则开南宋风气，而科场自唐至清，一仍楷法。这除有助于实用外，后代也用以限制天下学子的活跃思想，乃至到了清代变法之际，成为维新诸代表人物激烈反对的一个方面。
这种功利主义的书法观，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这便是以馆阁标准作书、评书，从而约制了艺术家的自由发挥，使天下书如一面目。评价这种制度，不宜一概肯定或否定，要言之，从技巧的基础训练说，有意义;从艺术创造说，千人一面的科场习气，令个性泯灭殆尽。在汉代，有利于书法的扩展，促成社会风气，造成传统，而到清代，以小楷取士，其弊害甚于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