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书契概况

秦统一六国以后，对杂乱多体的六国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作了一次规范整理。为了推广这统一的成果，为全国使用的文字提供准确的范本，以秦文为基础，“(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摘、大篆，或颇省改，是谓小篆”。当时没有纸张、印刷，书于简帛，不便传播，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刻于碑石，以供观摹传习。这种字体，都是长方形，线条光洁。结构整齐，装饰性、工艺性很强。自有文字书写以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精整严密。
据许慎《说文解字》序中说:“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字书，八曰隶书。”这种将字体与用途混杂分类，反而把间题弄混乱了。就字体说，实际上秦时只有三种:大篆、小篆、(秦)隶体。其他只是因用途不同、载体不同和成书方法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不能算作不同的字体。比如“摹印”，就是根据印面的大小、形式、人印字数，将大篆或小篆适当地安排，不讲究写，而讲究布局和契刻，线条具有非书写所能达到的效果(按现代说法，应归篆刻，不属书法)。又如“鸟虫书”，不过是将篆书笔画写成鸟蛇虫鱼之状，加强其装饰性，近乎现今的美术字，不是实用书写文字。如果就载体言，有的刻在兵器上，有的刻在货币、陶器上，有的刻在兵符、权量上。真正以书写为终极效果的只有简书、帛书等，许慎反而没有提到。其实秦时，既有刻于碑石作字体示范的小篆，也有继承前代普遍使用的大篆。简策已是先秦就有的文犊形式，早期用大篆，小篆颁布以后改用小篆。除了作为标准的字体刻于碑石的《琅玡台刻石》、《峰山碑》和史籍上记述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为严整的长方形字体和匀齐的线条外，其他出现在增帛、简策、陶器、瓦当、诏版、权量、刻符、玺印等上的字体，随小篆、隶体出现的早晚和刻、写、制作工艺的不同，而各有形态差异(如简牍上稍有变异的篆体就成为后来所称的简书)。所有这一切，许慎通称
之为“书”。不像今人，以毛笔写出的叫书，以刀刻于石上的称碑刻、篆刻，其他如美术字之类根本不承认是书法。那时，只讲求文字基本结构的规范性，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法，适当变动其体式以适应载体的形式是完全允许的。那时也没有什么供实用之外的“观赏性书法”，凡书写都为实用。就像人们对建筑、服装、各种用器的创造一样。不为实用，就根本不会有书法，而在创造或制作过程中，又有从不自觉到日益自觉的审美效果的追求。即便是实用书写，也明显地反映出书写者对字形构架等审美效果的考虑。惟其如此，所以不同材料、不同功用产生了不同的成书方法，出现了不同审美效果的形式面目。如果仅仅从书体风格面目看，人们几乎看不到那许多受书、刻符、权量、诏版、简帛文字与刻之于碑的小篆标准体有什么联系。比如简帛文字自由书写，就很少有标准小篆那种圆劲对称、匀整流转的直线和弧线，但小篆公布以后的简帛书却实实在在按小篆的基本结构书写，只不过它随工具和载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面目，就像今天简化汉字颁布后，人们各以毛笔、钢笔、圆珠笔写出自己的书体一样，字体相同，书体各殊。
虽然不同的载体、不同的成字方法，有不同的形式效果，被人称为“多体”，实际在隶书未产生以前，各种书体的变化，都可归于篆字的范畴，基本特点就是以单一的线条范形构字，而不要求线条本身的变化。只有隶体产生，并成为自觉的体势，才算是一种新的文字体—因为线条讲求变化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隶体产生前的文字，各种不同用途的文字，都是以线条范形，是篆体按不同需要以不同条件作具体运用。在各种不同需要下运用，古人运用得很熟练、很自然，如同今天熟悉正书的人可将其变为适应各种需要的美术字一样，即使有变化增减，也不失真书形体。秦汉玺印中各种缪篆那么生动，就是这个原因。无论怎样变化，人们觉得合理。不过，无论怎样变化，注重结体而不大注重线条的粗细轻重变化，因此才不失篆书特色。

  隶书就不同了。虽然在结体上它还有小篆乃至大篆的基础，但它讲求线条的轻重变化，讲求不同的笔画形势。这在李斯等人创造的标准小篆中是绝对没有的。它不只是写出线条，而且讲求写出点画的形势资质，当然它也自觉地将运笔由圆转变化为方折，将字形由长方形变为扁方形。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隶书讲究篆书所未能讲求的线条运行中的轻重提按、顿挫扭转，让点画在运动中体现出筋骨血肉的生命意象来。这是书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隶书怎么出现的?
书史上只讲了实用需要的原因，没有讲艺术上的原因。可以推想，如果仅仅嫌大篆太繁，把笔画减少就行，为什么小篆之后出现隶体这样的笔画、结体;连章法的安排也不同于篆书?或者为什么隶书是这样的笔画，而不是一下变出正书的笔画来?
作为长期被书史忽略的问题，书法美学不妨研究一下，并力求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从作为样板的小篆如《峰山碑》之类看，或从刻在兵器、权量上的小篆看，都找不到可以启发隶体创造的契机;但如果我们把大量的简帛书，特别是战国的楚简或秦简找来看看，就会发现:以毛笔在细窄且有一定弧面的简条上写出如玉筋般匀称的字迹，就会感到不像在平整的石面上那么容易。因而在任务紧迫，时间不容许精工细描时，就出现了“偷工减料”的潦草现象:这种快速地随势而成的笔画，确实不如小篆平整匀齐，但它却与人的心律暗合，显得生动有致，不经意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还应看到，在竹简上作字，一笔一画，墨少画不显，墨多又成浓团，因而常常出现起笔重、收笔轻，随势出现一些碟式和随意与气势拖出的长画，也是不经意为之却因生动而有审美效果的形式。把这种笔势搜集整理，就成了用笔并不复杂，形势却生动的“隶”势。在一条条的简上书写，’只能注意到字距而不存在行距，所以韦编以后就成为只有字距没有行距的篇章了。当汲取它的形式规范为隶体时，虽纸张已出现，书写已能在宽展的纸上进行，人们也还是保留了这种有字距没行距，或字距大于行距的习惯。有意克服这种审美惰性的人，才特别注意纠正这一点。但正方格内的扁方字，也仍造成字距大于行距的效果。
有人从秦代和秦以前的简犊书上看到一些与隶相似的笔画，便说“隶书产生在小篆以前和同时”，我们认为这就把问题弄混乱了。—事实是:这种简帛上简写、速写的大小篆，其无意出现的笔法启发了隶体的创造，但它终究是大小篆的简写、速写，对隶书的创造有启发，但它不就是隶书。“秦既用篆”指的就是这些。紧跟秦之后的汉代人比我们清楚这一点，才说这话的。由于地域辽阔，六国文字，彼此间既互相汲取，又各有自己的写法，但也都是大篆。李斯既取了大篆的基本形式，又按秦国的基本字式予以省改，这就是许慎所称的小篆。它既有严谨的长方形式，又有装饰性极强、线条匀细的结构，实际上也很难写。为了实用，人们在简策中简写、速写，不仅将那些非圆转齐一的笔画仍有所保留，而且笔画在小篆的基础上更为简便化，齐整的圆弧变成了不规则的方折，弧形的线条变成了方折的笔画，从而形成了书写便易、更利于实用的字体。程邀等人受其形体的启发，受其审美效果的诱引，把费时费工的篆体笔势彻底废除，将随意而成的一些笔法予以整理，成了隶体，所以很快推广开来。我们不能以隶书产生之前的简、速书用于篆书中，有某些为日后隶体所极取的笔势，就认为那时已有了隶体;也不能以为无体势、笔画的启示，无群众性的审美心理基础，隶体就可以由个别人随意创造出来，就能在群众中推广。隶体的创造，有实用的目的(便于书写)，同样也有审美效果的考虑，不然不会出现那么丰富多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