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鼎款识 西周书法

2015-10-10 23:20 评论 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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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鼎款识 西周书法
除甲骨文外,殷代另一种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称也是由书刻的载体而来。传统的说法是金文起源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晚近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于或者不晚于甲骨文就已经存在。
金文是铸刻在钟、鼎或其他青铜器物上的文字,故又称“钟鼎文”。古人称用以铸造彝器之铜为“吉金”,清人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汇编成《裙古录金文》一书,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但吴氏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撰的《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礼记》中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汉《铭论》也说:“钟鼎礼乐之书,昭德纪功,以示子孙。”这些表彰功德或记事的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后世书画中“款识”或“款式”之称亦由此演化而来。

夏、商、周被称为中国的青铜时代。《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像物。”只是迄今为止,在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出的被考古学界认为符合夏代及商代早期文化特征的青铜器上。并未发现有类似文字的铭记。和甲骨文一样,铸刻有金文的大量青铜器主要是在殷墟一带出土的.因而大多属于商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但与甲骨文屡见几十乃至百余字的锲刻不同,商代的青铜器往住只有一两个字或几个字的铭文,这些铭文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器主族名徽识、族名与庙号、器主职官名、器主私名、祭祀对象的身份与庙号,或以上几种标识的组合。这类铭文具有极强的象形性与美术化倾向,学术界曾称之为“图画文字”或“族徽文字”,其实铭文中的绝大多数字形都能在甲骨文中找到对应,只是进行了装饰性的变形与美化。商代青铜器制作精湛,品类众多,器表装饰有各种瑰奇堂皇、美轮美奂的鸟兽饕餮纹样,因为青铜礼器是持有者高贵身份与显赫地位的象征,且往往被用于各种重要的祭祀仪式.故而要求这些哪怕铸刻于器内或器底的并不显眼的铭文也要修饰得十分精美别致.以期不破坏整个器形庄重神圣的整体美感.这也与甲骨文主要偏重实用功能而直接锲刻的相对随意态肆的效果不同。因此,这种有意夸张文字的象形性装饰效果的金文.可以看作是上古的“‘美术字”.而这种对文字按照创作需求进行主观美化的做法.也可以看成是追求“字外之奇”的书法观之鼻祖。
现存最大的青铜器.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上的题铭“司母戊”三字体态奇谲.气势雄劲,在金属质感的笔划中仿佛能窥见书写者起收顿挫的笔意,足见当时青铜翻铸技术之精妙。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妇好”二字.“好”字重复了一个“女”以增强对称的效果,这使得中间的“子”如同被两‘’女”抱在怀中.甚是安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鱼父癸解》内铸铭文“鱼父癸”三字,“鱼”字保留了象形特征。商人多以由原始图腾演化而来的鱼虫鸟兽图案为其族徽,在青铜器上铸刻族徽时多强调其象形性,此’.鱼”字即属此类,分明是一尾鲤鱼模样。而同时期甲骨文中的.‘鱼”字要更简化更抽象得多.这种“复古情结”或许正是先民艺术自觉的体现。
已发现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中出现了铸刻有几十字铭文的.但十分罕见.如《戌嗣子鼎》、《宰甫卣》、《四祀郑其卣》、《小臣缶方鼎》等。这些铭文主要记录器主因事受赏、作器铭功之事.大多是帝乙、帝辛时期的作品。此类金文因以实用为目的。故铸刻颇为随意,书体风格也不统一,或工整、或潦草、或修饰美化、或兼而有之。有的字形体势接近甲骨文,线条瘦硬尖峭;有的接近上述装饰性象形金文,但制作较为粗糙;有的接近于书写原貌,似乎制作者在泥范上直接书写而未加修饰或只稍作修饰即用以浇铸,因而保留了书写者的‘’用笔”轨迹,尤其难能可贵。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四祀郑其卣》共有铭文八行四十二字,文字上下错落有致,收笔处时有波磔,惜制作近乎粗糙,后期的随意修饰使得线条过于肥厚,精神顿失。现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戌嗣子鼎》共有铭文三行三十字,末二字为“犬鱼”的象形字族徽,笔道镌刻清晰,以方笔为主,极少循当时惯例作肥厚丰腆的修饰,起止皆出锋芒,行气亦疏密得当。此类书写较为工整,只作轻度修饰的殷商晚期金文.其性质和式样已近于西周时期的大篆正体,实为西周金文遒劲修美之先声。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商代铭功纪事金文,在实用状态中建立起了庄重雄奇的金文典范,并被周人发扬光大。
武王灭商而王天下,周代绵延达八百年之久,金文亦由此经历了成熟至鼎盛并终于式微的过程。
周平王元年(前770)迁都洛阳之前史称西周。西周金文可谓统领一代.洋洋大观,不仅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超过了商代,铭文字数也逐渐增多,进而出现了长达数百字的鸿篇巨制,内容也更为广泛.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及颂先扬祖等。西周早期金文与殷商甲骨文、金文较为接近。但行款渐趋齐整匀称.笔画日益柔韧曲圆,后期修饰也相对减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周武王时期的《天王簋》内底有铭文七十七字,记载武王克商后封禅于岐山并告祭文王。“天亡”辅助武王举行祭祀,获赏作器之事。此铭字势微斜,线条曲圆,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轻重分明的笔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书写者的运笔节奏。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名器,内壁铭文长达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诫“盂”,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要尽力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此铭气度恢弘,茂密整肃,行列清楚,字形大小趋于均等,头粗尾细的横画及线条的出锋式样均显示了更加强烈的手写风格。虽然商代金文的修饰作风仍在《大盂鼎》等西周早期金文中得以延续,但其方圆兼备的用笔和端严凝重的格局.尤其是笔画转折处由一味尖峭方折向款曲柔韧的过渡,以及属于象形装饰文字孑遗的肥笔与波磔的减少,已经提示了一种区别于商代文字体系的更为成熟、更具书写性的新书体—大篆即将出现。

《周礼·考工记·尧氏》云:“钟带谓之篆。”是说钟上围绕的图饰称为“篆”。《周礼·宗伯》云:“孤卿夏篆。”郑玄注:“五彩画毅约也。”是指彩画的贯车轴的圆木。从词源上考察“篆”字与“缘”、“椽”、“缘”等为音、义俱近的同源字,“缘”是玉器上雕饰的凸纹,“椽”是屋顶上彩绘的圆形木条,.‘缘”是衣服周边的华饰,可知以“象”为声符的字,其内涵皆有图案花纹及圆长修美之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竹部》中说:“篆,引书也。”率先以“篆”来命名一种书体。段玉裁注云:“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大意说“引书”是拉长笔画而写出的字体。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所谓“引”就是“划线,划道”之意,即用毛笔或其他书写工具“划”出匀称、圆转而挺劲的线条,也是指篆书的书写笔法而言的。由“篆”、“引”二字的本义,以及许慎对篆书定义所依据的西周末年《史籀篇》所载后世称为“大篆”的文字和秦统一六国后所推行的后世称为“小篆”的文字特点。可以推知,篆书书体的基本特征是:字形式样有类似图案纹样的装饰美效果,笔画线条均匀等粗,排列组合等距等曲等长,整体章法端庄整齐。以往人们习惯于把小篆以前的古文字统称为大篆,据此看来,这是一种过于笼统粗率的提法。西周之前的金文虽然少量具有“篆引”因素,但总体仍属于甲骨文的范畴,西周早期金文的“篆引”因素日益增强,可视为甲骨文向“大篆”的过渡,西周中期以后的金文则对当时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的文字形体进行了系统的“篆引”化整理与规范,进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篆字体。
西周中期自穆王始,不仅铭文更多长篇,金文书风也以’‘篆引”为主流,笔画已少波磔,肥笔也很少出现,布局完满,字形规整。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周穆王时期的《静》内有铭文八行九十字.记载“静”奉王命教贵族子弟学射,受到赏赐并作器祭其母之事。通篇铭文匀称舒适,柔和典雅,但仍有较为明显的过渡痕迹。现藏宝鸡市博物馆的《墙盘》为西周恭王史官“墙”所作的礼器,器形宏大,制造精良,内底铸有铭文十八行二百八十四字。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家族的家史功绩,全文使用四言句式.颇类《诗经》.措辞工丽华美,极具文学价值,其内容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此篇铭文已堪称大篆标准字体,每字大体为整齐划一的长方形,一些旧式的肥笔已被改造成装饰性圆点或平直的短笔,笔画横竖转折圆润自如.不复见早期的棱角锋芒.通篇用粗细一致的线条书写.笔势流畅内敛,曲线美已成为作品的基调。《墙盘》铭文严整而不呆板、活泼而不流媚的气质使其成为大篆书体之典范。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周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内壁铸有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内容为叙述“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并被赐以大量土地和奴隶.乃铸造大鼎颂扬天子美德,祭祀祖父在天之灵。此铭文前段还留有阳线格栏,当是制范时未及抹平.正反映了书写者对字距行列齐整的严格要求。由于此鼎为皇皇大器,故铭文字迹亦较大,字形舒展遒美,体态伟岸从容。展示了金文大篆朴厚沉静,雍容和穆之美。
西周晚期,金文已发展到高峰,夷、厉、宣、幽诸王时期的金文在整肃严谨的总体风格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周厉王时期的《散氏盘》铭文字画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结字寓奇于正,蕴巧于拙.充分体现了书写者的性情,给人新鲜独特的审美享受。是西周金文中极为‘“另类”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这种简化率性的做派影响了后世篆书的书写风格,亦是秦国文字’“隶变”之滥觞。同样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铭文多达三十二行四百九十八字.为西周金文单器字数之冠。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用笔精湛老到,笔意圆劲含蓄,结体方长严整.全篇布局若群鹤游天、蛟龙戏海,奇逸飞动,气象万千。清末书家李瑞清题跋此鼎拓片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另一件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字呈长形,横竖成行.章法疏朗,雍容秀丽,用笔圆转周到,一笔不苟而不失情致。这派圆转劲健的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字形体势已接近春秋秦国金文.严密的线条组合与生动的书写之美至此融而为一。增相辉映。

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金文的形体,可以看出成熟期的金文大篆,较之商代的甲骨文、西周早期的金文已更加简化、象形的笔意也大为减少,字形多为纵势.笔画分布讲究均匀对称。波磔已基本消失。运笔多用粗细一致、首尾不露锋芒的所谓玉箸线条.行款横有列、竖有行。一种相对稳定、规范的字体在周王室所作的钟鼎彝器上逐渐确立,这便是后人认为周宣王时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即是所谓“籀书”的缘由。据《汉书·艺文志》载,有“史籀十五篇”.又自注云:“周宣王时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汉光武帝年号)时亡其六篇。”又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子壁中古文异。”许慎《说文解字》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作为当时教授学童的识字课本,应是对以前使用的文字有所厘正和变革的新体,是西周金文已臻成熟后的产物。这种新的字体,必然会与当时的金文相互借鉴相互影响.进而成为王室器物上使用的标准字体。虽然史籀是否为人名或有无其人,至今仍有争议,但"籀书”的提法之所以被置于周宣王时期.自有其合理之处。周厉王无道,引发“国人暴动”,被逐于盘.周、召二公执政.史称“共和”.后宣王即位,励精图治.北拒捡犹,南征淮徐.王道复兴.史称‘’宣王中兴”。在天威重振,国家安定之时,对文字进行规范划一,不但可行,而且必要。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文字整理与规范,不仅是天下归一的政治理想在文字上的具体落实,也是西周统治者所推崇的和谐有序的王者之风在文字书写上的审美实践。如果说庄重齐整、秩序井然的‘“籀书”更多的是体现了西周王朝时代气息,那么字形和笔法的相对统一也使得书写者哪怕细微的个性差异也能够在一笔一划的挥洒中区分明显,这也是书法艺术的审美标准得以建立之前提。虽然真正意义的“书同文字”要到真正一统天下的秦代才最终实现,但西周金文所树立的典范价值已远远超出了文字“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说文解字》)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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