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推行中央集权制，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代推行“书同文”政策，确定以小篆为官方统一字体，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文字使用的杂乱局面。同时“佐隶之书”在下层官吏和民间流传，逐步得到应用和推广。秦代书法的载体也很多，有石刻(碑刻、碑额)、符印、权量、陶器、砖和瓦当等。

    秦始皇立国以后曾四次出巡，共在七处留有刻石，分别是《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会稽刻石》和《碣石刻石》，二世登基后，又在后面加刻二世诏。其中，原石保存至今的仅《琅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

    《琅琊刻石》(图2-1)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刻，原在山东省诸城县，传为秦相李斯所书。李斯可称得上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此石为四而环刻，风化剥泐严重，唯西而13行86字洁晰，字体为小篆书。此刻是传世秦代刻石中最为可信的一件。书刻严谨，中锋行笔，藏头护尾，书风茂密。结体下疏上密，转折处极为圆活，实为学习小篆和篆刻的极佳范本。《泰山刻石》亦称《封泰山碑》，也传为秦相李斯所书。它直接继承了《石鼓文》书法的特征，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用笔劲健，字形狄长，上紧下松，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

    秦始皇立国后，诏令全国统一度量衡制度，在当时制造的度量衡器上都刻卜诏书。二世元年(公元前210年)，又在一部分度量衡器上加刻二世诏书。这些诏书文字，通称权量诏版文字，秦朝与新莽时期较为多见。因为书刻都是奉皇帝旨意，刻写谨慎，文字采用秦正体文字小篆，多方折用笔，曲笔极少，应是用刀刻写不便的缘故。也有应时急就之作，率意而作，纯朴自然，不加雕饰。整体看来均匀规整。它们都是秦官方正体文字，是研究秦小篆的宝贵资料。作品有《始皇诏铜方升》、《始皇诏铜椭量》、《两诏铜椭》(图2-2)、《始皇诏铜权》、《大骤铜权》、《句邑铜权》等，多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作。

    虎符为调兵之符信，是国家之信物，制作精美，有的甚至采用错金手法。现存有《阳陵虎符》、《新都虎符》和《杜虎符》，字迹完好，这是秦小篆的重要遗存，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位。《阳陵虎符》(图2-3)为小篆，线条饱满圆润，结字严谨宽阵，针劲肉仁，行笔几净爽利。王国维称其“谨严浑厚，径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

    除石刻书法外，简牍也是秦代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睡虎地秦简于1975年12)]在湖北云梦县出土(图2-4)，共1115支。它具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在书法方面，它为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典正的“秦隶”资料。其字形长扁不一笔画肥瘦相间，气势奔放，浑厚丰富变化。此简明显地表现出篆、隶并存的特点，己出现明显的隶意波磔，是一种特殊的时代特特征，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真正开端。古人说“隶，篆之捷也。”隶书正是应实际所需，在篆书的基础上进行笔画的省简和部首的规并才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