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吉金砖瓦及碑刻书法艺术发展

2015-10-12 20:30 评论 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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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吉金砖瓦及碑刻书法艺术发展
    在金石之上镂刻铭文到汉代更加风行,但西汉时期尚不流行碑刻,青铜器皿以及砖瓦、铜镜等器物则大都带有文字。汉代铜器铭文大多刻在器物的边缘,内容多记录物主所在、器物的出处、重f、容f、纪年和监治造作的工官名称等。铜镜铭文则主要是富贵吉祥、延年益寿一类的祝福语。
汉代流行印章,所用材料有金、银、铜三大类。流传到后世的主要是铜印,_文字皆为篆书,有官印、私印和辟邪印等,而以私印为主。西汉时期的印章艺术是中国玺印艺术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印文还是印钮的铸造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其印文的艺术水平,更为明清以后的篆刻家们所取法。
汉代的日用器物以陶瓦器的运用最为普遍,而文字瓦当则起源于西汉,也盛行于西汉。文字瓦当的出土地主要集中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附近。这些瓦当不仅制作精良,而且文字丰富,主要有宫殿、官署、祠墓、吉语和杂类五大类。宫殿类有“羽阳临渭”、“召陵宫当”等。官署类有“上林农宫”、“右空”等。祠庙类有“长陵东当”、“万岁家当”等。吉语类有“千秋万岁”、“延年”、“富贵宜昌”,“大吉日利”、“长乐未央,等。这些瓦当大都是皇家建筑所用,以后逐渐在诸侯王、大官僚、大地主等的建筑物上使用,书体有篆、隶、缪篆、鸟虫、芝英等,在文字的布局上处理巧妙,千姿百态,雄肆奔放,独具匠心。西汉中期还有一批带文字的模印方砖,文字内容有“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毋饥人”、“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长乐未央”等。东汉以后,这类模印方砖大且增加,而文字的书法价值却没有西汉时期高。
汉代的铜器制造业十分发达。汉代诸侯王陵墓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动辄上千件,且大都带有铭文。这些铜器铭文一般都镌刻在器物的口沿、颈部和盖缘。时代前后不同,书法风格也有较大的变化。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多为比较草率的簇书,刻工随意而不工整。由于是镌刻,所以线条多平直方折,结构也尽可能简化。如1980年山东淄博发现的齐王刘襄墓铜器铭文和陕西三原征集的同属于西汉早期的《新丰宫鼎铭》文。西汉中期的铜器铭文逐渐规范,比较讲求形式和装饰之美。如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的带“阳信家”字样的铜器,其中的《阳信家钮铭》十分规整,字体虽然属于小篆,但笔画凝重,结体扁方。《阳信家炉铭》则是隶书,挺秀潇洒,刻写随意。1961年西安三桥镇出土的昆阳乘舆鼎铭文为隶书,结体婉转自如,流丽生动,刀法和书法结合比较完美。宜帝、元帝和成帝时期,隶书已经完全成熟,但铜器铭文仍然保留了较多的篆书痕迹。王莽篡权之后,一切提倡复古,铜器铭文也率以篆书为主。著名的《新嘉量铭》垂脚舒长,笔画方折劲挺,字形修长,潇洒飘逸,极富装饰之美。《新铜衡杆铭》则结体横扁,用笔道劲婉丽,活拨自然。东汉时期的铜器铭文大多数为隶书,刻画精细,富于天趣。
图案花纹和文字结合得比较完美的是汉代铜镜。汉代是中国铜镜铸造史上的鼎盛时期,在西汉初期,铜镜上就开始铸造铭文,但字数较少,以后逐渐延长,形式多样,有的在钮座外作四方形,有的在边缘内成一圈,有的甚至成两圈。根据镜面大小的不同,常常减字、减句。官方铸镜上常见的文字有“尚方作竟,富贵益昌”、“尚方作竟真大好,、“尚方作镜大毋伤”等。民间铸镜多带有铸造者的姓氏,如“许氏作竟自有纪”等。东汉时期的铜镜纪年、纪地、纪氏等内容都比较多,文字内容则多为长命富贵、家业繁昌等。其书体以篆书为主而间杂隶书,风格多样,富于装饰性。
西汉时期,树碑之风尚不流行,传世只有少数石刻文字。其著名者有西汉楚王墓塞石题刻、龟山楚襄王刘注墓塞石题刻、梁孝王陵塞石题刻,《群臣上寿刻石》、《香北陛石题字》、《霍去病墓石题字》、《杨A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居摄两坟坛刻石》和《莱子侯刻石》等。《群臣上寿刻石》刻于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清道光年间发现于河北永年,字体为篆书而杂有隶书笔法,古朴庄重。《鲁北陛石题字》刻于鲁六年.即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书风与《群臣上寿刻石》相同。刘注墓塞石题刻和梁孝王陵塞石题刻的书法介于篆隶之间,系用钢凿.在石上直接凿成文字,点画古朴苍劲,个别题刻有《石门颂》的风格。《霍去病墓石题字》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东侧的霍去病墓前,篆书,书法浑厚凝重,古朴大气,与霍去病墓前石雕风格一致。《杨量买山地记》刻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原在重庆巴县。隶书,浑厚朴拙,是较为典型的民间刻石。《五凤二年刻石》刻于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现藏山东曲阜孔庙,书法与同时期的西汉隶书风格一致,浑厚高古,别有趣味。《居摄两坟坛刻石》刻于王莽居摄二年(7),现藏山东曲阜。篆书,笔法曲折婉转,有一定艺术价值。《莱子侯刻石》刻于新莽始建国天凤三年(16),现藏山东邹县孟庙。隶书,结体横扁,点画飘逸生动。西汉时期的碑刻则有《麃孝禹碑》和《边建碑》。《边建碑》立于永光二年(前42),已经是比较成熟的隶书。《麃孝禹碑》立于成帝河平三年(前26),隶书而略带篆意。
东汉时期,树碑之风日渐兴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东汉时期儒学的繁荣和东汉中期以后世族豪门势力的兴起。汉光武帝刘秀在立国之初,就非常重视儒学,所以东汉时期儒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儒学经典世代传承,一些著名学者弟子众多,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逐渐出现了以儒家经学代代相传的儒学世家。这些儒学世家在政治上逐渐取得较高的地位,并通过授徒而培养了大批学生。学生们依靠经书人仕,又进一步抬高了儒学世家的地位。东汉中期以后,以儒学传家并世代为官的士族逐步形成,立碑之风亦由之而兴。立碑的目的主要是歌功烦德,彰显荣耀。门生故吏为其故主伐石颂德,遍于郡邑,故当时文坛高手,无不为人撰写碑文,如著名学者蔡A,其传于后世的文集之中,碑铭之文占了一大半。
从现存东汉碑刻的年代来看,东汉时期树碑之风的兴起在汉和帝以后。碑刻最为盛行的时期,是东汉政治最为黑暗的桓、灵时期,这种现象恰恰与东汉时期儒学发展的轨迹相符合。东汉中期以后,儒学世家逐渐在汉代政治舞台上显示出强大的实力,不仅在中央政府是如此,在地方郡县的势力更为强固。按照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接受过严格儒学教育的士人远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机会进人仕途,地方郡县的人仕之途因此而逐渐被地方世族豪门所把持。现存东汉时期的著名碑刻,其当年的刻立者大多为墓主人的门生故吏。如著名的《张迁碑》、《礼器碑》等,正文之后都胪列着参与其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单。高大巍峨的石碑坏口歌功颂德的碑文,向世人昭示着亡者生前的地位和影响,门生故吏的积极参与,也向世人昭示着自己在这个小集团中的地位和影响。从《后汉书》和汉碑的文字内容来看,东汉时期的豪门世家,其故吏遍布各地,凡是其曾经为官的地方都有故吏存在,并一直延续着类似君臣的关系。故主去世,门生故吏都要千里赴吊,否则就会被人视为异类。
东汉树碑的兴盛,还和当时的厚葬之风有关。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在其名著《论衡》中曾专著《薄葬篇》以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指出当时“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用索物表,民贫耗之至,危亡之道也。”另一位著名学者王符在《潜夫论》中也抨击当时“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稽梓根梢,良田造荃,黄壤改葬,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家,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修上Mo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兴,各遗吏资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竟为华观。”树碑刻铭只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建安以后,雄踞北方的曹操提倡节俭,曾经专门针对这种风气而下令禁止立碑,树碑厚葬的风气才有所收敛。
今日所传东汉碑刻,按其制作目的约可分为六类:一、颂个人功德。二、颂神冥灵验;三、述祖庙祭祀与修造。四、颂工程之竣工。五、画像题字、墓记。六、石经。功用不同,书者不同,字体风格亦各异而无一雷同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石门颂额题“故司隶校尉键(键)为杨君颂”。刻于陕西褒城石门,桓帝建和二年(148)汉中太守王升为键为杨涣孟文所立。《石门颂》是汉隶中的写意派,因刻于摩崖,不能字字细琢,而以率意出之,依字取势,不拘成法,宽博灵秀,雄浑奔放,自然真率,笔笔飞动,极受后人好评。清代学者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说:“字大如《孔庙》、《泰山》、《都尉》、《孔宙》碑铭,而纵横劲拔过之。”清代学者祖冀在《石门颂》拓本的跋文中认为三百年来学习汉碑者不知凡几,却很少有人学《石门颂》,“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平碑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又郦道元《水经注·污水》对此刻曾有记载:“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刻石(即《石门颂》)言:汉明帝永平中,司隶校尉键为杨厥之所开,逮桓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同郡王升嘉厥开凿之功,琢石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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