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家谈的是“造字”之法，可以说是“字法”而非书法，但研究中国书法又不能不顾文字学，毕竟书法是艺术化的“文字”。汉代这方面最了不起的成果，便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及其序。
文字学家的书法观，虽然谈不上揭示艺术之“谜”，但他们提供的史、论资料，却很有价值。
许慎以小篆为鸽的去研究文字，他舍弃已经通行的隶、草，创“六书”去解析字的内部结构及意义。段玉裁说:
无《说文解字》，则仓、籀造字之精意，周、孔传经之大旨，不传于终古矣。

而许慎自己也是怀着大抱负写《说文解字》的。他说: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简单说，便是文字是治学、理政的根本，是垂后、识古的凭据。这种文字观已非“神事”，而系现实之事，但文字仍是至高无上的，是关系“圣道”的根本。
这种观念，当然说不上是“艺术的”，但与艺术又总有点儿牵连。这便是，将文字愈是抬得高而又高，便愈能造成人们对文字的敬畏心理。（来源 书法屋：www.shufawu.com）人类史上的一些艺术现象，往往在其最初，是“宗教”性的，是“神”。演变到后来，才成为审美性的，如宗教塑像，古人视它为神，“佛法无边”，于是敬畏膜拜，诚惶诚恐。而在今人，这样的观念淡漠了，代之而起的，则是欣赏。中国人的文字观，几经其变，而书法艺术之所以能成为艺术，与这种很特殊的文字观，有密切的关系。
许慎不是从艺术角度去考察文字的，如果他的视点在艺术，他就不会不提草书、隶书。汉代书体大备，其实也就是各种形制的文字混用、流行的时代，“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在实用上同样起作用。大家都乐于用简便的文字，所谓“古文”便自然从实用领域退出了，而在艺术王国中，却仍据一席。
许慎在“自尔秦书八体”之后，写了一句“汉兴有草书”，草书被列为等外品，人了“另册”。段玉裁解释说:“汉人所书，日汉隶，晋唐以下楷书曰今隶，草书又为隶书之省，文字之变已极，故许蒙八体而附着于此，言其不可为典要也。”此段话后，段玉裁特另附上一句“赵壹有《非草书》一篇”。草书“不可为典要”，许慎的观念也与赵壹相同，在实用领域，总的规律正是不断地“省”。
许慎以“六书”解说文字，这可助书家了解汉字的结构，对艺术造型有帮助。从艺术创作说，不谙汉字的结构原则则无从言书法的造型，尽管书法的造型不等于文字学意义上的结构，但后者则是基础，是变化的依据。尤其篆书、篆刻，不宗《说文》，不明“六书”，便失其辙轨了。
书法神圣的思想实在是依托于文字神圣观念上的，从实践方面说，许慎用解析字形去诊释字义的方法，对于后世书法的造型，也有重大影响。西汉前，无笔法研究的记录，东汉末季才始有人问津。到了魏晋，笔法研究才成热门，而在此以前。则只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它区别于笔法研究之点是，不谈书法却对书法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