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书法的天籁精神

2015-10-13 03:49 评论 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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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书法的天籁精神
汉代书法有两大潮流,一为碑版,一为简牍。碑版多数是显贵者用以彰功业,纪事功,刻于石,立于显要,以图永存。而简牍或为故有典籍,或为司徒文书,削竹斩木以书,或存之私室、或存之公署。两者不单工具迥异,且用途亦不同。
但是,论书者却罕言简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简犊至近代才大量发现;其二,正统的士大夫书法观颇不以“俗书”为意。实则,简犊的价值有在碑上者,如,它为手书真迹,这便不是刀治的碑版所可比的;再者,简犊多为西汉之物,而碑则以东汉为多,在时代上也早得多。
如同文学一样,汉有赋及乐府之分,前者为士大夫文学,后者为民间文学。两者交辉,互不掩抑。在文学史上这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今天,有谁会鄙薄民间俗文学的乐府呢?汉代碑版,书中之赋是也;简牍,乐府也。试看数达数万片的简犊书,虽随心任手而为,却姿态万千,奇境迭出,实可谓天籁!此如乐府,心有所感,随口而歌,无斧凿雕饰之弊,自如、自由,且自在。
形式上的自由,反映了观念上约束极少;形式上的多样化,说明了观念上的多元。虽然简犊书的抄写者有什么样的书法观,无可察考,但从简书的既成现象看,也可推测他们的书法思想。
清光绪以前,关于简犊的出土,见于载籍者,凡五:
(一)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魏家出土战国魏的竹简书籍七十五种,十余万言(措书·束誓僻);
(二)齐建元元年((479年)襄阳楚王家出土竹简书之拷工必十余简;
(三)唐李德裕估怪录》((太平广砂卷三六八引)记居延出土竹简书;
(四)宋邵博貂A氏闻见后黔卷二十七记崇宁(1102年一1106年)初,于甘肃皋兰南之天都山,获后汉章和(87年一88年)年号的木简札;
(五)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和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记政和(1111年一1118年)中,陕西出土永初二年(108年)木简。
以上实物今人皆不得见,从研究书法艺术说,因无所凭据,故难论规矩法度。
自19世纪末叶,至1944年间的半个世纪,汉、晋简犊的出土凡八次:
(一)1899年斯文·赫定在塔里木河下游古楼兰遗址获晋木简一百廿余枚;
(二)1900年一1901年,斯坦因在尼雅河下游古于田废址得晋初木简四十余枚;
(三)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故垒得两汉至晋木简数百枚;
(四)1908年一1909年,日本西本愿寺、橘瑞超等在古楼兰遗址得晋木简四枚;
(五)1913年一1916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获汉木简约百五十枚;
(六)1930年4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得两汉木简约一万枚;
(七)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罗布淖尔得西汉木简七十余枚;
(八)1944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得汉木简数十枚。
以上所获总数,约为11000枚。从出土地域看,集中于西北,深可痛憾的是,上属文物,多数已流人外国。
1949年以来,各地发现竹木简牍共二十余次,所获数最多的是:1959年9月在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东汉傲宇比简牍;1973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西汉简牍;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简牍;1972年、1973年在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发掘的汉代简牍。以上共约万枚。
以上所述,即为201世纪以来汉、晋简牍的出土概况。
1949年以前和以后出土简牍最富的,即1930年内蒙古黑城所获及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所获(7500枚)。但前者已全数流出,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者则一枚未失。
兹以居延简及银雀山简为例,探究其书法观念。
从居延简所署抄写时代看,是起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迄于汉光武帝建武七年((31年),它是这一百三十余年间西北边役的档案。
银雀山汉简的抄写时代,约值文、景至武帝初期,较居延简为早。
居延位于额济纳河东侧,地处边睡,银雀山在山东临沂,为中土文化腹心之地。这是地域上的差别。
银雀山汉简为典籍,即《孙子兵法》《孙殡兵法》等,居延简为边役档案。这是内容的差别。
书法风格上,基本接近,只是居延简更为雄悍,点画很夸张,结体也很奇特。这或许是边域强悍风俗影响所致,或者抄写者竟是周边异族的人也未可知。
两地简书在章法上的差别尤大‘银雀山简的简制基本统一,长简全长27.6厘米,宽0.5厘米一9.9厘米,短简全长约18厘米,宽约0.5厘米,所以是单简独行,直书,每简字数出人不大。居延简简制复杂,从一行至六行者均有,少数简竟为横式,行三至四字,一简竟为三十二行。一些直行书写的,上端为一至二、三行,下端仅一行,或与此相反,上少下多。多数简文字排列整齐,而少数简则错落纷布,墨色浓淡不一,笔画交错,宛若咒符,整体效果诡奇、神秘。
简书结体以取倚侧之势为常例,不在平正中求稳,而在险侧中求稳,偏曳撑立是其风格。点画夸张也是简书的一个特点,或尽情曳引,或大胆铺毫,极敛纵之能事,饶有风韵。
许慎在《说文·叙》中有一句“汉兴有草书”的话,但语焉不详。从西汉简册看,在银雀山、居延简册中,随处可见“草率”而书的。到了宣帝、元帝时代的简册中,隶书的草势更为浓重了。由此,可以推测,草书多起于下层士吏及民间,因本无上层士大夫的宽裕时间去慢慢为治,又无种种上层观念的约束,于是迫于时务,匆匆而书,便将楷隶慢慢地“草化”了。从此,也可看民间的书法观念。
简书万象咸备,诡奇绝伦。后世文字日趋规范,书坛独尊右军,科场只容馆阁,遂使西汉此风渐形淡弱。民间艺术,一经士大夫之手,其雄悍之风便被“柔”化,书法亦然。
从二万余简片看,抄写者多为下层青吏(如居延遗册),如《居延汉简甲编》之435号有“李凤书再拜奏甲渠苏椽门下”,1365号又载“凤伏地言德卿足下”。两枚简片,书风一致,显为同一人所书,此人即“李凤”。第1013号有以第三者口气介绍李凤的,谓“尉吏李凤自言故为居延高亭亭长”。像这类有书写人姓名可考的,在碑、简中都不多见。想来,居延简书的作者,也多是李凤这样一类的人。在《甲编》532A号中,有“黑墨千四”的记录。该简为边司收存物件的清单簿记,故不可能夸大其词,以一都尉辖司存墨如此之多,即可想见当时文犊抄写之繁了。隶之代篆,隶之草化,说到底,是实际交流的需要所致。处在边役司署中的人,是只能讲效率的,简册中相当多的书法,显然是匆匆急就的。
简书可以说是民间书法家书法思想的表现,它所呈现的风貌,与士大夫书法判然若二。与金、石文相比较,简书未经刀治,是笔书真迹,因此,是研究汉代笔法最可信的材料。居延简出土时,还发现一支毛笔。这一发现,推翻了蒙恬造笔之说,以此可以推测,旧籍中的说法,未必尽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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