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学思想较诸前秦，有明显的发展，可以说，中国书法美学思想的成熟、体系化，实际是在隶体大发展的汉代。汉代是以隶为主要字体的时代，隶体的书写进化激活了书家的书情，不同性情的驱动不仅产生了丰富多样的书体，而且促进了书家对运笔结体的“势”的关注。所以，这最早出现的一批书论都讲“书势”、“篆势”、“隶势”、“草书势”、运笔的“九势”。(只有隶体等出现以后，人们才体会到书法中“势”的美，才有理论上关于“势”的总结，人们才又回过头去总结“篆势”。这也是我们无以相信所传李斯笔法的原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晋。
把书法作为一种审美形式，着重表述它的审美效果，总结并提出以审美效果为目的的书写技巧、法度，是汉代书论的主要特色。分明为实用而产生的书写，分明此时的书写并没摆脱实用，但书家研讨总结的问题却不是仅仅为达到实用效应的技巧，而是从对书法现象的总体观照，从哲学认识的高度，大谈古人作书之妙和时人应如何领悟个中奥妙，才能达到古人所创造的妙境。
“妙境”不是建立在主观愿望上，而是建立在努力实践、充分利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否则不可能得心应手地将自然之理化为书写之理。因此，讲求书写的功力(即所谓“功多”)之美，在汉代已明确提出来。
书法妙理的领悟，翰墨功力的磨炼，是“任情态性”的基础，这个基础正是为创造具有生命意味的形象服务的。要创造具有生命的书法形象，引发人们对生活、生命、生态的种种联想—“方可谓之书”，否则仅仅是一种信息工具。这表明汉代已将文字的实用性与书法的美学属性分开认识了。
此外，汉代还留给我们许多美学思想(如前所引论)，它所接触到的问题及其方面、层次、程度，启发后人在此基础上作深人的探讨，这就构成了真正的书法美学思想体系。
汉代书学思想的形成，除了书法自身所提供的经验以外，还与此前和当时的文化发展状况，哲学、美学思想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以蔡W.的书学思想说，我们在前面已指出:其论著中没有“美”字，而多“妙”字，这与《老子》的美学思想观点不无联系。在老庄著作中的美字也不具有今天“美”字的意义，而“妙”字多见，却又不只是今天一个“美”字所能表达的涵义。
这“妙”字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确实是从《老子》那里继承发展的。《老子》第一章中有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在《老子》看来，“妙”，通向无限的宇宙本体，“妙”，才有宇宙的生存和发展，才有宇宙的本源和生命。艺术中所体现的妙境、妙意、妙趣，也正体现了宇宙生命的存在运动之道之理。这“妙”字，构成了中国艺术不同于他民族艺术所具有的美学境界和旨趣。中国古典美学从来不认为抽象的形式有自在的美，而认为真正的美，只在以有限的形象体现出人所感悟的无限的宇宙精神，这就是“妙”所囊括的整体内容。只有体现了“妙境”、“妙意”、“妙趣”，才有真正的审美意义、价值和效应。正因如此，所以书法这抽象的形象比具象的绘画，比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更能展示独到之“妙”。书法之象，因得之自然，其象里有可感悟的境、意、趣、理。对于创造主体，必须“先散怀抱，任情恣性”，“沉密神彩”，才能进人“妙”的境界;对于欣赏主体，必须“涤除”冗杂，才能“玄鉴”清赏，即必先有自然的胸襟，而后人们才有得之自然的创造和领悟自然的欣赏。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所称的“大美”，就是“道”。对于“道”的感悟，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庄子还认为人要实现对“道”的观照，(“朝彻”、“见独”)必须排除一切杂念，排除逻辑思考，处于“无己”、“无功”、“无名”和“外天下”、“外物”、“外生”的精神境界中。而书法的创造欣赏之理、之情、之状，在蔡邕等人看来，正与老庄思想相契合，因而继承发展《老子》、《庄子》的思想，甚至用它们的语言表达书法美学思想。如《老子》主张“致极虚”，“守静笃”;庄子主张“莫之为而常自然”。而蔡W.有“默坐静思”、“沉密神彩”、“书肇于自然”的说法。蔡邕的书法思想，正是渗透了庄子的“圣人者，厚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观于天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