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朴无华、雄沉浑厚的碑刻的东汉中后期的隶书碑铭
与秀美的汉隶碑刻相对照的这一脉碑刻，在汉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其中以方劲刚健为主流的有:
《幽州书佐秦君神道胭》，永元十七年(105)刻石。1964年于北京西郊石景山发现。现存北京白塔寺石刻博物馆.隶书阳刻三行十一字“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左右两网同文.胭下石柱上阴刻铭文均漫德。阳刻胭文中有四字为波碟分明之分书，然因书手刻手具不佳而产生方硬的生拙之感。其结字或中心高举，或中心低沉，在不协调的结构中，产生出一种大朴不雕的拙趣。从工艺加工的角度说，此刻显然不是佳作，但正是在这种稚拙之中，无意透露了汉代人最普遍的质朴雄浑的审美意趣，使人联想到那些同样质朴的汉画像石刻与汉石雕。
《裴岑纪功碑》，又称《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永和二年(137)立石。碑在新疆巴里坤。清雍正七年(1729)岳铭琪获此石，移人将军府。乾隆二十三年(1758)裘日修得此碑拓本，始显于世。康有为评日:“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以篆笔作隶者”。。此刻结字成长方形，以方折用笔构成基调，质朴无华，庄严雄健，于生辣中透露出书写者构型的能力，与边获辽阔之壮伟十分协调。
《王君平胭侧铭))，桓帝永寿元年(155)刻石。曾收人《中国汉网》(文物出版社)一书。此铭结字奇宕古拙，字形方整，波碟沉着而富变化。简朴之处已开东晋《好大王碑》之先声.
《鲜于磺碑》，全称《汉雁门太守鲜于A碑》,桓帝延熹八年(165)立石。1972年在天津武清县高村出土。碑阳碑阴字迹完好。现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鲜于磺碑》刻工精良，方折崭齐之刀法统一，个性强烈。用笔粗重而沉稳，构架方挺而奇拙，开合聚散，长短参差，随心所欲。碑阳有方格界栏，字形多呈扁方，风格近于《张迁碑》;碑阴字则扁、方、长相交出现，跌宕有致，字之重心大起大落，极富变化，波挑时则作重按扭铎上翘状，于质朴厚重之中增添了灵动的意趣。相比较之下，碑阴气度胜于碑阳，与《张迁碑》风格相似，而雄浑沉着更胜一筹。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灵帝建宁元年(168)立石。原在山东演上县，现存山东泰安岱庙。《衡方碑》古朴厚重，方古之中有倔强之气。“字体方正深朴，与《张迁碑》可以伯仲。”。其碑额为阳刻隶书，与碑文风格相统一，而横画特别平整，气度开张，于严整中见险峻之势，于浑厚中透灵秀之神。
《许阿瞿墓画像志铭》,灵帝建宁三年(170)刻石。1973年在河南南阳市东郊汉代许阿瞿画像石墓出土。墓主许阿瞿墓志画像石的左方刻有隶书墓志铭，计一百三十六字，是为悼念五岁离世的许阿瞿的四言韵文，堪称墓志铭早期形制之一种。刻工较为粗率，但刀法统一，气势贯畅。《许阿瞿》结字方整，波挑不扬而内敛，部分字颇似后世北魏刻石.可窥这类波挑不显的汉隶刻石，其趋于简易的特征具有着强盛的生命力，对后世刻石文字的影响是显见的。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灵帝中平三年(186)立。明初出土于山东东平县。原石现存山东泰安岱庙.《张迁碑》虽已处于碑刻隶书“拙美渐消，巧美渐增”的东汉末年，然其完全不受同期碑刻之影响，古朴淳厚，挺峻沉着，绝去浮华纤巧，故历来被视为汉碑中阳刚一脉的典型作品。《张迁碑》结字常重心低落，有大头小身之笨拙感，用笔则波势沉稳，欲放还收，雄健酣畅。碑阴更见拙中寓秀，变化多端。清杨守敬《评碑记》认为:“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指曹魏时《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之《始平公》等碑。”。评价虽高，然未窥堂奥。所谓“折刀头”，又称“方笔”者，即刻工以刀凿所为，故非书手以“方笔”所为，无所谓“用笔”者.此也可见这时的汉碑刻工的刀法已开魏晋风气之先。
《张迁碑》因别字多，文字与史实出人，故历来有真伪之辨，但多数学者认为其确为汉碑。又上述缺陷可证《张迁碑》实为下层吏民所立，刻工文化水准亦低劣，清代万经认为:“其字颇佳，惜幕手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或许正是因为“摹手不工”，才看到东汉末年这样不拘于程式化分书笔法的作品。
东汉质朴、雄浑一系的碑刻中，与方劲刚健异趣而以朴茂态肆、道润雄放为风格主流的另一类碑刻，则多以摩崖刻石或偏远地区碑刻为代表。如:
《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杨君石门颂》，亦称《杨孟文碑》。
植帝建和二年(148)刻石。刻石原在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上，其内容为汉中太守王升对杨孟文开凿石门通道功绩的颂记。《石门颂》因就山壁刻凿，笔随崖走，结字疏宕奔放，中锋用笔圆润畅达，与篆书笔法相通，故得天然之气，无同时代隶书的雕琢装饰之痕，纵横开合，奇趣横生。在东汉刻石中独树一帜，有清雄之美。受其风格影响者，还有《杨淮表记》。
《刘平国摩崖刻石》,桓帝延熹元年(158)刻石。为刻于西域龟兹北境山崖上的一篇诵文和诵者题名。刻石四周已漫德，可辨者约百徐字。诵文纪年写作永寿四年八月，而当年六月已改延熹年号。西域偏远，当是古代消息传递缓慢之故。《刘平国摩崖刻石》，清光绪初年被浙江乌程人施补华在新疆发现，后为金石藏家所重。其笔画遒劲苍茫，结字茂密生动。因刻于未经修平
的崖面，就势书写，故得不齐之齐，行款错落有致，与庙堂碑刻迥异其趣。

《封龙山颂》，又名《封龙山碑》。桓帝延熹七年(164)刻石。碑原为祀山颂神而立，在河北省元氏县王村山下，道光二十七年，移置城内薛文清祠时，截为四段。《封龙山颂》无额无穿，类碑刻又近摩崖，兼二者之美。在结体上颇具特色，字形偏长，重心较高，下半部时见散开撑立，平中见奇，稳中寓险，十分生动。在用笔上近似《石门颂》，锋芒内敛而势态奔放，饶篆书笔意，突出表现为宽博、豪放之美。清杨守敬《评碑记》云:“汉隶气魄之大，无蹄于此。”.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李翁西狭颂》，一名《惠安西表》。灵帝建宁四年(171)刻石。刻于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上。其文系颂扬武都太守李翁奉救修治西狭中道之事。颂后题名第十人记日:“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由此可知碑文、书丹皆出自仇靖(“从史”当是官名，“下辨”当是地名)。《西狭颂》宽厚疏宕，整肃中透出雄放之气，杨守敬评为“方整雄伟”。。《西狭颂》碑末有题名，字略小，而书风更趋自然灵动，因字距拉大，笔势有纵逸之感。
《郁阁颂》，全称《李翁析里桥fm阁颂》。灵帝建宁五年(172)刻石。
书手为仇绋。石在陕西略阳西北古栈道上。其文系颂扬李翁修治阁析里桥之事。因同为颂记李翁之刻石，又同为仇靖撰文，故《郙阁颂》与《西狭颂》被视为姊妹篇。《郁阁颂》丰满方整，结体内敛而将方格四角撑满，波挑沉重而不扬，稳如山岳.虽石质不佳而损泐过甚，但仍可窥粗厚的圃笔充满了张力，体势茂密，风格粗犷，是又一种体现雄放之美的典型。
《郁阁颂》因与《西狭颂》《石门颂》同处秦陇山脉之峡谷中，又同为摩崖刻石，故有“汉南三颂”之称。
《杨淮表记》，全称《司隶校尉杨淮下那相杨弼记》。灵帝熹平二年(173)刻石。石原在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古石门隧道西崖壁上，现移存于汉中市博物馆。碑文系颂扬《石门颂》中司隶校尉杨孟文之孙杨淮、杨弼二兄弟的业绩。刻石者为同郡卞玉，其过石门因见《石门颂》，有感而立此记，故《杨淮表记》书风全仿《石门颂》，由此也使《杨淮表记》成为汉碑之中承递鲜明风格的仅存者。
东汉碑刻中表现为雄放浑厚风格的作品还可举出很多，如云南唯一的汉碑《孟孝据碑》，河南登封的《篙高山请雨铭》(175)、山东邹县的《石唐村刻石》，以及四川乐山萧坝、麻浩等地遗存的大量东汉崖墓摩崖刻石，或与《张迁》《衡方》方劲刚健同调，或与《石门颂》质朴无华、雄逸放达相似，或粗犷、简率过之，多与汉代画像石刻、汉石雕一样，展现了汉代典型的质朴、雄浑的艺术风格。
在东汉石刻铭文中，还有一类简率的作品值得研讨。这类作品在刊刻中，不似典型汉碑作品那样注意表现笔意之美，而刻工使用简率的侧锋单刀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东汉早中期的《南阳杨官寺黄肠石题记》、永元四年(92)的((河北定县北庄汉墓黄肠石题记})、延平元年(106)的《马姜墓记》和《阳三老食堂刻石》、建康元年(144)的《文叔阳食堂画像石题字》、元嘉元年(151)的《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字》、永兴三年(155)的《萝他君祠堂刻石》、永寿三年(157)的《嘉祥宋山画像石题记》，以及《武氏祠画像石题记》和四川、山东、河南等地区出土的黄肠石刻字、封门石刻字等.甚至洛阳等地出土的大最汉代刑徒墓砖也可视为此系统。如果上溯源头，则与前述《渔山刻石》《莱子侯刻石》以及汉代金文中部分作品在刀法上是一脉相承的。此类作品多用假借字，别字错字也多见，当属文化水平较低的书手刻手所为。由于不受程法拘束，用刀简率，又不善(或不精意)表现隶书特有的波、掠笔意，故绝少华饰而趋以简易。虽然在形构上与汉简率意一路的隶书相同，但却因实用的目的而使之产生许多近似后世楷书的审美特征。刀刻以后的铭文虽已无墨迹的原貌，但通过与陶瓶上、简犊上、残纸上所遗留的汉代早期楷化的墨迹相比较，不难发现与上述作品具有相同性质的楷化线索。同时我们可以推断后世如西晋的《杨绍买地前》、东晋时期的《高句丽好大王碑》、符秦时期的《广武将军碑》均是此脉刻石文字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