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金文与骨签刻辞

汉代，处于青铜器的衰退期。现有的资料表明，西周初期尚存甲骨文，而东周至秦再未有发现，至于汉代更是远离了甲骨文的时代。此时的文字正处于由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过程中，所以历来对于汉金文少有重视，更不论汉代骨签上的刻辞了。诚如朱剑心先生在《金石学》中所云:
秦汉上承三代，下启六朝，在文化史上为一重大之关键，而吉金诸器之遗留于今者，远不及殷周之盛，法物殆缺，殊无足述……秦汉以后仅六十器、清人著录，亦仅千数，以视殷周，瞳乎后矣。盖极盛之后，难乎为继;且作风王变，铭文亦异。如汉代之鼎，圆而有盖，其铭多凿于口边之外侧，仅为宫庙之名，及容量、工名、筹款等等。字既粗劣，义无足观，他器亦然。盖已入郭沫若所谓铭文之第四阶段，复返于粗略之自名，或委之于拙匠之手，而为“物勒工名”矣。
这种因为汉代青铜器“作风圣变，铭文亦异”，而认为“义无足观”的观点，忽视了文字的发展与时代审美发生变化的史实，因而阻碍了对汉代金文书法美的分析和研究。
汉金文与汉骨签刻字上保存有少量的小篆，大量的则是缪篆、古隶与分书。这些作品既是以秦代金文刻辞为基础发展而出的，又展现了强烈的本时代的风格特征。在东汉碑刻勃兴之前，西汉大量的金文资料与骨签刻辞，足可补西汉刻石之不足。因此，汉代的金文与骨签刻辞在汉代铭刻类书法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