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的起源

行书的起源问题，无权威的定论。历史上有归结为某个人创造之说，实际上未必是个人所能为的。只要根据已发现的实物和文献，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加以考察，就不难得出较为可信的科学结论。最初的行书，大约出现在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当时不仅已出现行书，且已有行书家。“行书”之名始见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隶势”一节。文曰：“魏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昇。”又有南朝羊欣《古来能书人名录》一文云，钟繇有三体“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相闻者也”，是写信札的书体。又说卫（西晋人）“采张芝法，以卫凯法参之，更为草稿，相闻书也。”钟繇、胡昭都是东汉末年三国魏时人，都善行书法，以刘德昇为宗，可惜他们两人都无行书作品传世。刘德昇其人，据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云：“德昇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丰赡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又说：“行书者，刘德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德昇，约生活在公元147—189年前后，汉桓帝、灵帝期间，当时不仅已有行书，且有刘德昇这样为后代所宗的行书家，他的行书作品已达到“丰赡妍美，风流婉约”的高度。这已经不是一般实用意义上的初期行书，已具有较高艺术品位的行书。但张怀瓘说行书是刘德昇创造的观点，则不一定很科学。最早的行书，应是在实用中出现，是从民间开始的一种写法，如西汉末和东汉初的《居延汉简》（图 39）中，那种既不是一笔一画写成的隶书，又不是章草书的书体，结体、写法的简便和点画的连带，已具有行书的特点。当书家和民间一道采用这种写法以后，经过他们的研究，提炼加工，行书这种书体就日渐成熟并艺术化了。这当然需要一定时日，大约经过一二百年。最初的阶段，这种书体并未完全确定下来，或称行书，或称稿书，或称行押书，或称相闻书，这些都是这种书体在不同场合实用而得的名词，或用在文件、文献的起草，或用在信札的书写上。当时还处在隶、楷、草体过渡期间，所以这种书体都夹杂着它们的笔意。或残留有隶书的结构，或者有初期的楷意，或者草法多一些。这就说明，早期行书体是从实用产生的，是为了实用当中简便、省时省力出现的一种写法。

所以，早期出现的行书，并不像后来成熟时期的行书那样。西汉末到东汉期间，正是隶体向楷、草、行书过渡阶段，所以行书结体也带有这种特点。如东汉建武三十一年（公元55年）、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简（图40），永和二年简（公元137年）（图41），晋人书《李柏帖》（图42）。这些作品可说都是民间的初期行书实物，在这基础上，才能出现东晋以后王羲之等一代成熟的行书作品。

初期这种行书，结体和笔法带有过渡体的意味，风格上稚拙，而在写法上带有简便结体和章草连带的运笔，已具有行书的特点。但是说行书是在楷书基础上演变来的，这种说法可能不很贴切。从行书发展来说，楷、行书是同时从隶体蜕变出来的不同写法，在发展过程的初期即相互影响，而行书成熟却比楷书快，草书章草变为今草也比楷书快。从章草到今草大约到汉末、三国、西晋就已经成熟了，才有东晋以后高度成熟而艺术化了的行草书产生。那么，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在隶书向楷书过渡中，虽然楷书比隶书写起来方便，去掉了波捺笔，没有了蚕头燕尾，但仍然要一笔一画地写；而行草书写起来随意，减画连笔，又有艺术气质，省力省时，不论民间的实用需要或书法家的艺术创作都喜爱书写，所以行草书比楷书发展得快、成熟得早就不难理解了。据书论文献记载，王献之曾向其父王羲之建议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法往殊，大人宜改体。”（张怀瓘《书议》）也就是说，章草此体不尽逸意，不如运用简便结构的道理，吸取今草书放纵的写法，创造一种行草之间的书体。这种书体实际上就是行草书，可见行书更带草体的书体自东晋以后才进一步得到发展。这种书体更加流便飘逸，进一步摆脱了隶书、章草的影响，成为一种前无古法的新行草书，使东晋书法出现了高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