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简犊看两汉书法

2015-10-20 11:56 评论 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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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简犊看两汉书法
    两汉四百余年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简赎帛书、铜器铭文、碑刻摩崖、砖文瓦当,其中金文、陶文和石刻文字因经过铸刻,与手写原呆亦已有差异,且金石文字为示庄重,一般都以较古的书体或经过整治修饰及程式化的书体来写刻。而出土的数万枚汉代简犊,则是两汉各个时期留下的墨书原跡,大多都能确定其年代,以西汉至新的简犊占多数。这些简牍出自西北地区和内地各省,是研究汉代文字、书体的发展演变,以及时代、地域书风最直接的资料。
两汉简牍的书法

    从西汉初期的竹简来看,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其年代在文帝时期(前179年一前157年),为墨写的隶书。从字形和笔锋分析,似非一人书写,但风格一致。结体尚保留篆体的纵势,这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体势是相一致的。用笔上,横画落笔逆锋顿按,运行是逐渐上提,收笔不回锋,形成头粗尾细的模式,与出土的战国简犊帛书墨迹所普遍使用的笔法接近。古人对头粗尾细、弯曲婉转的笔法所书写的古文称之为科斗文,汉初人用笔,尚未脱去这种六国时笔法之影响。而这种用笔方法又奠定了以后正规场合所写隶书,如碑铭上所写隶书,即后人称之为八分书的逆入平出的基本笔法。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了华饰性的笔法,如“瓦”、“勺’、“寸”、“衣”等字的主笔都有波碟。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筒签牌(即揭)上面的字较大,波势和挑法更为明显。睡虎地秦墓竹简的隶书已初露波碟端倪,但不明显,只是在运笔过程中无意形成,而马王堆汉简则是刻意而作,是一种审美情趣使然,是艺术的自觉创造。隶书在书法上的最大贡献是出现了方折的写法和波碟,使笔法大为丰富,而这两个特征在汉初早期隶书中都已充分具备了。(图一,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筒签牌,古隶,西汉文帝时期(前179年一前157年).II厘米x 4.3厘米(衣苟);11.9厘米x 4.8厘米(麻布聂幣笥)。〕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的隶书有些写法与篆书接近,如“木”、“犬’、
       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的文字形体不很统一,同一个字或偏旁部首往往有不同的写法,文字里,这种文字形体不统一的现象,虽然在汉隶中始终存在,但在同时书写的一批存在着多种不同写法的现象,在隶书成熟以后就不多见了,而在与马王堆汉墓竹简同时期的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简犊.以及云梦西汉幕遗册中也有类似情形,说明了西汉初期古隶刚从秦隶和六国文字发展而来,尚保持了各种文字写法的痕迹,其字体还未发展成熟。先秦铜器铭文中常见的合文.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所记的数字中也还出现,“十三”、“十四”、“十五”、“五十”等,都是连写在一起的。

    西汉初期的墨迹,能见到的还有许多。如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墓主夏侯魔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墓中出土的简犊书写年限应不晚于是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和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木牍,也同为西汉5J.期所书。〔图二,湖北江陵风凰山十号汉墓木簇,古隶,西汉早期)山东临沂银雀山一、二号汉墓虽是武帝初年的墓葬,所出土的竹简应是抄写于文、景时期(前179年一前141年)。〔图三,银雀山汉简,古隶.西汉前期,约长23.5厘米。〕这些墨迹虽为不同人所写,且都不在一起,书写个性也各有差异,有端庄严谨的,有i青秀飘逸的.也有郁勃纵横的.但与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遣册上的隶书风格都相近.代表了西汉早期的隶书风格.
    汉武帝时为1对付匈奴的侵扰,改以前和亲、互市和防御的办法为主动在军事上出击,井不断取得胜利,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洒泉、敦煌四郡,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太初:三年(前I02年)又建_立了东自五原、西至居延的边防城寨。“’武帝初年还开通了玉门关、阳关外的西域,并不断经营。守边将佐戍卒有许多都来自内地,他们在敦煌、居延等西北边睡留‘卜了大_量的简犊,年代自汉武帝时期起,一直到东汉以后.无论时间跨度、数量种类、书体风格,都是其他地区出土的汉简所不能比拟的。
敦煌汉简1922号为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4年)简,隶书已一改西汉早期波磔作纵势的写法,而完全取横势,每个字都呈扁阔形,左波右碟却较其它笔画丰肥,隶书已趋于成熟。至西汉宣、元、成帝三朝,凡隶书简,虽各人风格不一,但其转折处笔锋转换方折,波碟充分向左右拓展,并态意地显示毛笔提按粗细变化的柔畅美。如居延汉简1328号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简,1511, 1512号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简,1523号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简.1534A, 1524B号河平四年(前25年)简等。〔图四,居延汉简,隶书,西汉元康二年(前64年)、初元三年(前46年)、建始元年(前32年)、河平四年(前25年)。〕说明那时的书写者已纯熟掌握‘厂隶书的书写规律,到了挥运自如的阶段,隶书已完全成熟了,这一特征的书体到东汉末一直是应用书体,汉代以后,仍作为铭石书而沿袭使用,并被历代书法家作为艺术书体而专攻兼习。后人将这种特征的隶书又称作为八分书。

    证明西汉中后期隶书已完全成熟的最有力证据,莫过于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卜号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古籍。墓主经考定为中山怀王刘修.卒年为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这批古籍的抄写年代应早于此。它们都是用工整匀称的隶书缮写,用笔逆人平出,主笔皆蚕头雁尾,中段稍提笔收束,波碟较丰肥,结构宽扁,重心安稳,形态舒和。与东汉中晚期的著名碑刻如《乙瑛碑》、《张景碑》、《元孙残石》等用笔结体极为相似,已完全脱尽了篆书笔意。(图五,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竹简,隶书,西汉宣帝时期。)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一批简犊约写于成帝年间(前32-前7).“这些简犊上的隶书尽管风格各异,体势有别,笔法不一,但在形体上则基本统一,比较稳定,同一字在不同简犊上的写法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多大差异,偏旁也差不多固定,趋于一种成熟意义上的规范”。尤其值得惊奇的是其中的《东海郡吏员簿》,写在长23厘米(约合汉尺一尺),宽7厘米,厚约0.6厘米的木犊上,正反两面都是用规整精微的隶书所写,木犊正面写24行,反面21行,一行多达百余字,总it一为3650余字,最大的字径仅有2毫米,写得行行毕直,字字分明,笔笔工整,一丝不苟。〔图六,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幕出土《东海郡吏员簿》,隶书,西汉成帝时期。)《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记光武帝十分节约,“其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与尹湾汉墓出土的一批郡府文书_上的字比,则光武帝的细书不能算细了。而《四体书势》云师宜官所书“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虽属夸张,可知写这种蝇头细字,在汉代书家中也算一种不易达到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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