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在南朝时期虽然仍在学者之中继承，但没有什么创新，搜长篆书的人也很少，比较著名的有著名史学家范哗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吴郡顾野王等人.《陈书·顾野王传》记载顾野王“九岁能属文，尝制《日赋》，领军朱异见而奇之。年十二，随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记》二篇。长而博览经史，精记默识，夭文地理、警龟占候、虫篆奇字。”
南朝时期还流行许多杂体书法，大都是根据古代的六体书法加上某些实用目的演变而来，华而不实，不切于用。当时有所谓“三十六体”或“六十四书”，甚至号称有一百二十体，如所谓龙书、八穗书、龟书、蝌蚪书、倒薤书、虎书、鸟书、虫书、蚊脚书、垂露篆、蛇书、龙爪书、虎爪书等，名目繁多，不可胜计。其创写的目的主要是猎奇翻新，有一部分和道家术士所使用的符号有直接关系。
南朝时期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帝王们对书法艺术的重视。宋、齐、梁、陈四朝的帝王虽然大都出身行伍或低级士族，在政治权力上处于优势地位，在文化上却远不及那些高门士族。因此，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在与王、谢、朱、张等高门士族妥协团结的同时加强子弟文化教育，十分重视体现文化教养的书法艺术的训练。帝王们也加强书法学习，以图和高门士族一较短长.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动摇高门士族在书法上的地位和影响。
东晋以后，门阀士族对国家政治的控制权力开始下降，出身低微的寒士们由于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重用，在书法上也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戴法兴、徐妥、纪僧真、马澄、徐僧权等人当时在书法上曾有一定的声名，但这种影响没有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由于门第观念根深蒂固，加上高门士族长期拥有文化修养的巨大优势，普通士人根本无法在诗文书画方面和高门士族一较高下。由于书法艺术的修炼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高门士族书法家一直领导着书法艺术的潮流和风尚，直到唐代依然如此。
王羲之书法在南朝的强大影响，在《千字文》的编纂和书写上可以见出一斑。在南朝时期，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一直被作为字书的字样，所以才会出现《千字文》这样专门收集王羲之单字并加以编纂的集字作品。《千字文》编集于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十分爱好王羲之书法的梁武帝命著名文士周兴嗣从王羲之传世书法作品中选择一千个不重复的单字加以编次，传说周兴嗣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编次完成，须发皆白，因此得到梁武帝的嘉奖。另一种《千字文》文本是梁武帝的弟弟南平王萧伟命萧子范(486-549)所编撰，可惜今已失传。《千字文》问世之后，历代不断有书法家加以书写，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萧子云和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萧子云曾奉梁武帝之命书写《千字文》并上呈给武帝，其原迹今已不传。
智永，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王羲之七世孙，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陈朝和隋代初年。琅邪王氏世代信奉天师道，智永则阪依佛教，出家于会稽之永兴寺，人称永禅师。相传智永工于楷书和草书，尽传家法，曾闭门习书30年，所废笔头达五麓之多，埋作“退笔家”，求书者踏破门槛，因以铁皮裹之，号“铁门限”。曾书写《千字文》800本，分送浙东诸寺，今天尚有存世者。日本小川氏所藏真草《千字文》墨迹相传即为智永所书。
从日本小川氏所藏真草《千字文》墨迹看，智永的书法有着王羲之书法的深刻印记。其楷书工稳严谨，却又自由活泼，精熟之极.草书流畅潇洒，笔笔合度，清俊自由。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价智永的书法“微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阳询)、虞(世南)，精熟过于羊(欣)、薄(绍之)。”意思是说智永的书法仅得王羲之的皮毛。苏轼则非常推崇智永的书法，认为“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及，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苏轼《东坡题玻》)虽然认识不同，但智永的书法代表了南朝士族书法的正统风格，对王羲之一派书法艺术的传承做出巨大贡献却是没有疑问的.古人还记载智永曾将相传为王羲之所创造的“永字八法”之要旨传授给虞世南，又经虞世南之传授而对后世书法产生巨大影响。这个记载虽然有些不可靠，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智永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