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由于金石学的发达，学者们发现了流行于北魏的书法与南朝士族书法的巨大差别，因此北魏书法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当时人们注意的重心主要在北魏后期书法，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北魏书法，对于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书法关注较少。北魏平城时期上起4世纪90年代末，下至5世纪的90年代，时间跨度约达百年。这个时期的北魏书法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大代华岳庙碑》、《嵩高灵庙碑》、《嘎仙洞祝文刻石》、《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鲍燕造石浮图记》、《刘贤墓志》、《司马金龙墓铭》、《申洪之墓》、《鱼玄明墓志》、《王伯安造像记》等。
平城时期的篆书主要用于朝廷殿台楼阁门榜的书写和墓志题额，如《皇帝东巡之碑》额、《平果侯韩弩真妻碑》额、《滋高灵庙碑》额和《皇帝南巡之颂》额等，都非常富于装饰性，点画都经过刻意的修饰，变得或尖或圆，虽然厚重却没有艺术趣味。
平城时期的楷书主要用于一些碑刻墓志，刻写比较正规，品貌多样。从体势上看，这些作品虽然在点画的书写上运用了从魏、晋传承而来的隶书笔法，实际的效果却带有更多的楷书意味。其风格或森严或开阔，或方厚平直，或点画浑朴，各有特色。如太武帝拓跋焘时代的《皇帝东巡之碑》以及文成帝时代的《皇帝南巡之颂》，因为是庙堂重刻，所以刻意强调其点画的凝重森严，将起笔和收笔刻意夸张，锐头尖尾，粗犷野蛮。结体则以散侧为主。其它作品也大多带有这样的点画特征，说明这一时期的北魏正书正处于从隶书向今楷的过渡时期，将他们中的一部分视为隶书并不合适。有些作品是明显的隶书，如《刘贤墓志》，但其点画经过刻意的修饰。过分强调其隶书的点画特征，说明当时的人十分清楚隶书和楷书的区别。只是处于过渡时期，真正的楷书还没有完全出现。
《嵩高灵庙碑》全称《中岳禽高灵庙碑》，太和二年(456)著名道士寇谦之立，碑在河南登封青山脚下。其书体脱胎于魏、晋隶书，又带有明显的楷书特征，结体自由而无拘束。浑融方峻，真率古拙，气韵恣肆而粗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极力推重，认为《A高灵庙碑》的楷法是“正书之极则，得其指甲，可无唐、宋矣!”这种评价不免有失夸张。所以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说“近来金史学家多以为佳，以余观之，俭陋最甚，不足贵也。“《大代华岳庙碑》也是寇谦之所立，书法风格也比较接近，只是字体较小。
《鲍燕造石浮图记》也称《永昌王常侍定州常山鲍燕为亡父母造石浮图记》，太平真君二年(442)正月刻石。书法草率，介于隶、楷之间，结字随意而古朴。
《鱼玄明墓志》皇兴二年(467)十一月刻石。出土地不详，曾归著名金石家陈介祺。楷书，稍带隶意，而点画劲爽，结字端方，颇有奇趣.
《申洪之墓志》延兴二年(472)刻石。出土于大同桑干河南岸。楷书，点画稚拙，厚重质朴。
《嘎仙洞祝文刻石))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内容为告祭北魏先祖的祝文，原本属于庙堂之刻，但因离平城大远，条件有限，刻写反而荒疏。唯气势雄浑，足以动人心魄。
平城时期真正接近于今楷的作品是《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书写千太和八年(484).无论结体还是点画的提按转折、起笔收笔、藏锋出锋，都体现出典型的楷书特征。书写者用笔灵动，点画清劲，端庄俊秀，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果考虑到同时期江南地区流行的士族书法之中的楷书作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时的中国北方，楷书的发展水平原本不在南方之下，只是这种典雅潇洒的楷书在后来的北魏时期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大行其道的是张扬跋鹿、猛厉粗犷一路的楷书作品。这大概和当时北方以鲜卑人占优势的民风有关。
平城时期另一件典型的楷书作品是《晖福寺碑》，笔画方整丰厚，结体茂密而正方，点画向背俯仰活泼多姿，康有为称其为“丰厚茂密之宗”，有一定的见地。(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