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发向自觉的过渡 —审美意识的确立
三国书法，以魏为盛。魏处中土，且因曹氏父子喜文好艺，士林每聚，辄论书艺，这便开启了中国士大夫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新风气。这种中国式的“沙龙”，对于诗、书、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唐、宋以后，遂成为文人的雅尚。唐时，文人聚会，必相与论文谈诗，此唱彼和。宋、元后，则研习书、画。
《书法正传》载，钟繇少时，随刘胜往抱牍山学书三年。比还，与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批把、魏太祖等议用笔之法。于韦诞座中见蔡邕笔法，因向韦诞苦求蔡琶笔法，诞不与。至诞死，繇令人发其墓，遂得邕法。自此，“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于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据传，因韦诞不以蔡邕笔法示繇，繇竟捶胸呕血，幸太祖曹操以五灵丹救活之。钟繇自谓精思学书三十年，“每见万类，皆书象之”。故其书，“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风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人花林”。
在三国前，还不曾有这样痴溺于书法的人。《书断》誉钟繇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所书《贺捷表》，史称为“正书之祖”。而《宣示表》尤多险遇。初，此表墨迹为垂相始兴宝爱，战乱中，始兴犹藏表于衣带。过江后，为王右军所得，右军借王修。王修死时，其母因此表为修平生所爱，遂纳于棺中。《宣示表》的遭遇，也与右军《兰亭》一样，成了殉葬之物。据传《宣示表》为羲之临本。，但颇难置信。张彦生先生说:“王羲之真迹，难取可信证据。魏钟书更是难考。”故，只得“但问书体佳否，不能深究真伪。”
钟繇的名言是:“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至今，仍广为引用。
钟繇历官侍中、尚书仆射，封东亭武侯，本为重臣，资望隆盛则文事易为世所推誉。陈思《书小史》谓繇师法曹喜、刘德升、蔡邕。《书断》谓繇“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蔡琶以隶书称，曾农髯谓隶书至蔡邕乃见性情。用今天的话说，隶至蔡邕才真正从纯实用的性质中脱出，而成为抒写“性情”的艺术。到了钟繇，楷法便告完备。繇以三十年心血，究习笔法，乃至“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可以说，技巧论的确立，实从钟氏始。
史称三国为书体“一大转关”，这是一个古篆、隶在实用领域内逐渐为今书汰弃的时代，而钟a正是这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他上承蔡邕，下启右军，解散隶体而为正书。从艺术角度说，明确追求书法意识的人，也应首推钟繇。“流美”之说，在书法史上有重要意义，它最早提出从“美”的角度来审视书法创作，将实用性的写字与审美性的创作区分开了。
汉末、三国间，不仅书体处于遭变中，而且，工具的更替也完成在这个时代。
广义的“纸”，即是书写的承受物，大体地说，秦前为甲骨、金石，秦、汉则以简、牍、缣、帛为主。而狭义的纸，则是指植物纤维所造的。通常的说法是，这种以植物为原料来造纸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但1957年在西安东郊溺桥出土了西汉纸。其所以断为西汉纸，是因为同墓出土的器物“不会晚于西汉武帝”。据此，则纸的发明权，当不应归于蔡氏。但可推断，至东汉时，纸的制作已成熟了，蔡即制纸的专家。
至今传世的最早纸本法书，是西晋陆机的章草平《复帖》。《平复帖》是陆机在西晋武帝泰始初年写的。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04引《陆云集》中陆云致陆机书云:“前集兄文二十卷，书工，纸不精，恨之。”这种南方所产的麻质劣纸，便不如北方曹魏时期的左伯纸精良了。左伯纸在汉末、曹魏时名重一时。在晋及南朝齐梁时代，竟有不少文人咏纸的诗、赋，如晋代傅咸《纸赋》云:“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已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南朝梁人肖绎《咏纸》云:“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南朝刘宋时张永，以自制纸墨作隶。
即此可知，在魏晋时代，一切促成书法成熟的条件都已具备了，书体的变革已完成，技巧的积累已极丰富，在观念上从实用向审美的转换也完成于此时。东汉桓、灵时代是刻石最盛的时期，魏、晋禁碑，恰好促成了以纸书写的势头，而纸的制造到魏晋时已臻于成熟。从东汉末的蔡邕，到曹魏时的钟繇,是一个孕育伟大艺术家的时期，王羲之继此问世，断非偶然。
三国的吴、蜀，地处偏僻，以书名世者不多。这个时期，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尚未为士林普遍慕尚。在地域上，乃以中土为主，书法的南移，是此后晋代的事。这种地域局限，是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汉自武帝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出生地山东曲阜一带便自然形成文化中心，故桓、灵时代的石刻，主要汇集于这个地区及京师。待兰亭盛事出，便标志着中心的南移。地域变化，书风亦新。而且，汉及三国时代的书法，主要是纪功载业的彰德之文，或为墓志，或为表告，都是内容严肃，书风朴穆，与此大有关系。至其后.书法便多是信札、美文，如《兰亭》便是写景抒情之作，文体的变化，也便相应牵动书法。时代推移，地域更动，功用不同，书法思想也便随之变化。
三国前书法虽已有辉煌的历史，但那些精妙的金、石，主要仍是从实用观念出发创造的。钟氏沉醉于书法，潜心地研习技巧，其主观动机，是要“流美”，而非实用。这种明确的艺术自觉意识，对于书法艺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书法正传》载，钟繇少时，随刘胜往抱牍山学书三年。比还，与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批把、魏太祖等议用笔之法。于韦诞座中见蔡邕笔法，因向韦诞苦求蔡琶笔法，诞不与。至诞死，繇令人发其墓，遂得邕法。自此，“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于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据传，因韦诞不以蔡邕笔法示繇，繇竟捶胸呕血，幸太祖曹操以五灵丹救活之。钟繇自谓精思学书三十年，“每见万类，皆书象之”。故其书，“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风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人花林”。
在三国前，还不曾有这样痴溺于书法的人。《书断》誉钟繇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所书《贺捷表》，史称为“正书之祖”。而《宣示表》尤多险遇。初，此表墨迹为垂相始兴宝爱，战乱中，始兴犹藏表于衣带。过江后，为王右军所得，右军借王修。王修死时，其母因此表为修平生所爱，遂纳于棺中。《宣示表》的遭遇，也与右军《兰亭》一样，成了殉葬之物。据传《宣示表》为羲之临本。，但颇难置信。张彦生先生说:“王羲之真迹，难取可信证据。魏钟书更是难考。”故，只得“但问书体佳否，不能深究真伪。”
钟繇的名言是:“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至今，仍广为引用。
钟繇历官侍中、尚书仆射，封东亭武侯，本为重臣，资望隆盛则文事易为世所推誉。陈思《书小史》谓繇师法曹喜、刘德升、蔡邕。《书断》谓繇“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蔡琶以隶书称，曾农髯谓隶书至蔡邕乃见性情。用今天的话说，隶至蔡邕才真正从纯实用的性质中脱出，而成为抒写“性情”的艺术。到了钟繇，楷法便告完备。繇以三十年心血，究习笔法，乃至“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可以说，技巧论的确立，实从钟氏始。
史称三国为书体“一大转关”，这是一个古篆、隶在实用领域内逐渐为今书汰弃的时代，而钟a正是这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他上承蔡邕，下启右军，解散隶体而为正书。从艺术角度说，明确追求书法意识的人，也应首推钟繇。“流美”之说，在书法史上有重要意义，它最早提出从“美”的角度来审视书法创作，将实用性的写字与审美性的创作区分开了。
汉末、三国间，不仅书体处于遭变中，而且，工具的更替也完成在这个时代。
广义的“纸”，即是书写的承受物，大体地说，秦前为甲骨、金石，秦、汉则以简、牍、缣、帛为主。而狭义的纸，则是指植物纤维所造的。通常的说法是，这种以植物为原料来造纸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但1957年在西安东郊溺桥出土了西汉纸。其所以断为西汉纸，是因为同墓出土的器物“不会晚于西汉武帝”。据此，则纸的发明权，当不应归于蔡氏。但可推断，至东汉时，纸的制作已成熟了，蔡即制纸的专家。
至今传世的最早纸本法书，是西晋陆机的章草平《复帖》。《平复帖》是陆机在西晋武帝泰始初年写的。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04引《陆云集》中陆云致陆机书云:“前集兄文二十卷，书工，纸不精，恨之。”这种南方所产的麻质劣纸，便不如北方曹魏时期的左伯纸精良了。左伯纸在汉末、曹魏时名重一时。在晋及南朝齐梁时代，竟有不少文人咏纸的诗、赋，如晋代傅咸《纸赋》云:“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已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南朝梁人肖绎《咏纸》云:“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南朝刘宋时张永，以自制纸墨作隶。
即此可知，在魏晋时代，一切促成书法成熟的条件都已具备了，书体的变革已完成，技巧的积累已极丰富，在观念上从实用向审美的转换也完成于此时。东汉桓、灵时代是刻石最盛的时期，魏、晋禁碑，恰好促成了以纸书写的势头，而纸的制造到魏晋时已臻于成熟。从东汉末的蔡邕，到曹魏时的钟繇,是一个孕育伟大艺术家的时期，王羲之继此问世，断非偶然。
三国的吴、蜀，地处偏僻，以书名世者不多。这个时期，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尚未为士林普遍慕尚。在地域上，乃以中土为主，书法的南移，是此后晋代的事。这种地域局限，是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汉自武帝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出生地山东曲阜一带便自然形成文化中心，故桓、灵时代的石刻，主要汇集于这个地区及京师。待兰亭盛事出，便标志着中心的南移。地域变化，书风亦新。而且，汉及三国时代的书法，主要是纪功载业的彰德之文，或为墓志，或为表告，都是内容严肃，书风朴穆，与此大有关系。至其后.书法便多是信札、美文，如《兰亭》便是写景抒情之作，文体的变化，也便相应牵动书法。时代推移，地域更动，功用不同，书法思想也便随之变化。
三国前书法虽已有辉煌的历史，但那些精妙的金、石，主要仍是从实用观念出发创造的。钟氏沉醉于书法，潜心地研习技巧，其主观动机，是要“流美”，而非实用。这种明确的艺术自觉意识，对于书法艺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分类：中国书法理论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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