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在民国时期的双峰对峙就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在前述各章我们已经提到了于右任系统的特点:它的人员集群文化素质不如二王系统，它所拥有的书家在成就_匕也缺乏二王系统这样的密切性和水淮的整齐性。它之所以构成一个自足系统，完全是因为于右任本人的社会声望与宣传鼓动能力。后者有效地弥争盯系统本身的不足。由是，作为民国时期书坛群体现象来看，于右任系统也绝对远逊干沈尹默系统的兵多将广二一或许准确地说，是于右任个人的超群绝伦的能力在抵消沈尹默整个集群的能量，使它变得平分秋色。
现在，是沈尹默集群独撑大局了。昔日在上海各自为战的书家们，忽然被明确地号召到一起，要为书法事业努力奋斗，其中所隐示出的焦虑与兴奋、想象与期待是不言而喻的。对后人而言，则不妨还把它看做是一种(自认是)正规书家对趣味型书家的形式上的取代—沈尹默划出“书家”与“善书者”两类并自认属于前者，于右任则提出自己的戏谑:指沈为“梨园科班”，自己是“客串”，虽然离意褒贬不同，但所取概念则一。现在，是“客串”、“善书者”的一方让出舞台，而“梨园科班”、“书家”一方粉墨登场，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心态，真是非言语所能道破。
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等人还是中坚。当然随着时替风移，一些新人也不断在加入这个阵营。北京最早成立“中国书法研究社”，又是文化的中心，占有地利人和之便，但若论中心，却还是不得不推上海。这是因为北京推出的社(会)长是一个老进士陈云浩，他有一手成功的书法，但作为领袖，无论文化资历和声望都无法比肩沈尹默。在京的书家如叶恭绰、齐白石、郭沫若，或从政或事丹青.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组织中来，而具体的办事人郑诵先虽然是章草书家，在资格上也还不如马公愚辈。上海拥有江、浙籍书家，又正是文化渊源最久的吴越长江三角地带，人文荟萃，当然要优干北京了。
沈尹默本人还是在不断呼吁书法的重要性。他的集群中，如马公愚执教上海美专的书法。如白蕉的任教上海美校、后又参与筹组上海中国画院、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等;又如潘伯鹰的一直追随沈尹默，在沈尹默从事的书法活动中一直充任助手工作。此外，诸公也还因教学关系，开拓研究理论，写出了‘批凝聚着实践经验的著述和史论著述，在当时是十分引人注目、极为士林推重的。
1955年，邓散木应聘赴北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简化字字模的书写工作。以他那娟秀的各体书法，写字模未免是太屈才，但当时的书家并不如此想。一则出自真心拥护政府，以身作则不计报酬，甘愿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政治热情十分充沛，即如邓散木，本来是挂牌x书，新中国成立后无法继续w书，即使是在里弄委员会担任主任，整天写布告、黑板报、标语口号也在所不惜，毫无艺术家的架子。二则他当时经济上断了来源，倘不另寻糊口职业，也难保衣食无虞。因此，写字模的工作对邓散木而言并非是屈尊迁就，相反是主、客观两方面都十分需要的。
邓散木赴京之后再也没回上海。长居北京使他暂时脱离了二王系统在上海的丰厚艺术土壤，同时也吸收了北方风上崇尚雄健的情调。本来，我们可以把他看做是二王系统在北京一带的“传道者”，是二王派扩大影响的一个良好契机。但是很可惜，邓散木在北京时期尽管在著述上有了大丰收，但书风却是江河日下，既没有保持原有的温雅内含的南方格调，又缺乏北方刚健强劲的气势，千篇一律、技巧僵硬，成了彻底的沉沦者。我想:一是邓散木本人性格已定型，强求雄健非其所长，只能是形貌俱失;二是他离开了二王系统原有的丰厚土壤，知己亲朋都远在千里之外，当然无人在朝夕相伴，时常切磋并加以提醒纠谬;三是他本人在建国初的欣欣向荣中也略有迷惘，以为书法为新时代服务就只是以写写标语布告的方式来体现，缺乏作为书法家自身应有的艺术使命感，当然更具体的证据，则是他日复一日地为出版社书写字模，这本身是一种机械操作的过程，既不要灵性也不要创作冲动，大批字模的书写，能有效地消蚀他作为艺术家的才气。由此，邓散木在本质上说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离开了二王系统的既行轨道，他被某些社会因素分化出去T.
我们从中可以悟出时代的、地理的、历史的许多哲理。时代要求艺术功利;地理上规定了二王系统的必然居处上海;历史则揭示出沈尹默集群在观念上的贫弱。于是，就有了一个早年辉煌晚景凄凉的失败的邓散木。他本身是个悲剧，但他的失败更是历史的悲剧。至于他个人，我想也有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心理上的不平衡也一定会作用于他的书法生涯，灵性的被扼杀即可视作是这种遭际在艺术上所投射的阴影。这种不平衡不止是他有，白蕉、潘伯鹰，当时的知识分子谁没有?
沈尹默系统的汾”以邓散木为代表，那么冷”以谁为标志呢?自溥心宙于1949年赴台之后，北方书坛一直不甚景气，而上承二王一系的名家更是付诸阔如。但在建国以后，我们看到了天津的吴玉如。

吴玉如并不是新进者。在书法上他也是渊源有自的民国时期名家，只不过他不以书家自居，视为学问的余技，故而人们在民国时代很少想到他罢孔自他执教南开大学、工商学院以及津沽大学以来，对他的评价多从学问上来进行。但事实上，他的书法生涯起步相当早。1937年抗战，南开大学迁至重庆，吴玉如也到重庆，在老校长、时任国民参政会议长的张伯冬手下当秘书。但不到一年，亲眼目睹了官场腐败与黑暗，遂绕道潜回天津，以书自给，这可以说是他正式走上书家道路的一个标志。此后在津虽然从事文史，但书法一道也一直伴随着他，并俨然成为津门书坛的重镇。又因为建国以后他辞去大学教职，以校书和课徒为业，遂使这种书法家的形象更其突出，不至为学问所掩孔
吴玉如的书法取法二王，特别是从王殉《伯远帖》中悟得书学三昧。其作书纯凭学养，故文而不野、雅而不俗，是典型的文人书法。而笔里行间追求的那种书卷气息.更是津津于学技巧者所不能企及的。在北方书坛中，速然出现这样一位技法细腻、感觉敏锐，纯属南方型的书家，实在是令人诧异莫名。当然，我们在此中还是看到了某种暗合:就像溥心宙当年暗合于沈尹默的取径那样，吴玉如的上溯二王，也与建国以后沈尹默系统的一枝独秀有明显关系: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天津自古有不少名家，民国初年.罗振玉就曾驻足天津若干年，但若论天津近现代有哪些书法名人，我们却不得不首推吴玉如。当时与他相伯仲的华世奎、赵声伯、孟广慧等人则湮灭无闻，至使现在要查找身世也十分艰难，我想这就是时代的选择，时代需要的正是吴玉如式的书家。
马公愚、潘伯鹰、白蕉等人的努力—特别是年富力强的潘伯鹰与白蕉，使我们看到了沈
尹默系统的后继有人-这是沈尹默比于右任明显优势之处:他占据的历史跨度长得多。邓散木的“分”和吴玉如的倍+}A，作为无意之中形成对偶的两个例子，原本与沈尹默并无瓜葛，但却从州个特殊角度显示出沈尹默的价值，一枝独秀的流派价值。
白蕉还是建国十年来沈尹默流派的制高点。即使是吴玉如，若论对二王的理解也还不得不逊避一头。综观本期书法创作上的成果，名家虽然也有不少，但能与白蕉相抗衡的，不过两三而已。而以沈尹默系统的标准衡量，他更是难得的大家。他似乎有天生的才气，即使在被打成“右派”、郁郁寡欢之后，也还是不失一代宗师的风范。作书仍保持一种醇和潇洒的格调，不像邓散木那样竟致面目全非，我想此中的差别，大约就是所谓的天资在起作用吧!
建国以后的书坛，即使是上海，当然也不全是沈尹默包揽天Lo王福庵的古隶和篆书，即有很高的知名度。至干其他地域的书家更多，如杭州的马一浮、张宗祥、黄宾虹，北京的郭沫若、叶恭绰、齐燕铭、章士钊、马叙伦、郑诵先、陈云谙等，以及江苏胡小石、傅抱石，广东的容庚、商承柞，河南的李白凤、靳志等，当然还有四川、贵州、山西的一些书家，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书法界。由于此中书家或是“各自为战”，缺乏集群意识;或是风格追求太过孤单而缺乏响应者;或是地处僻域较少影响，我们只能稍作例举、不再逐一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