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西晋时的铭刻书法
三国时代碑刻的格局，曹魏地处中原，为直接汉代正统徐绪。东吴则位于长江以南，其碑刻奇诡雄肆，既有汉代的影响，又有东土作风，与曹魏不同，新旧相杂，丰富多彩;汉蜀碑刻罕见，置而不论。
曹魏碑刻中，最著名的是《上尊号碑》与《受禅表碑》。《上尊号碑》全称《公卿将军上尊号奏》，魏黄初元年(220)刻石，《受禅表碑》亦为同年刻石。二碑均为曹不称帝时所立，现存河南繁城镇(临颖南三十里)汉献帝庙中。此二碑是典型的庙堂风格，书体方正端庄，稳健的结体中，多少还存留着东汉隶书的情趣，与东汉末年熹平石经风格相近。后世因此二碑出于宫廷，故对其书者多有猜测，如认为是梁鹊书、铺舔书等。虽无确切证据，但出自当时名家之手则是完全可能的。清翁方纲认为“二碑实出一手书，盖纯取方整，开唐隶之渐矣”。。所谓开唐隶之渐，实指其圭角显露，将汉隶起笔之“蚕头”变为“折刀头法”，收笔则波碟锋锐，已失去汉碑蕴藉含蓄之势。作为魏晋时的分书碑刻，此二碑实开风气之先。
与上述二碑同调的曹魏刻石，还有《孔羡碑》(220)、((曹真碑》(约231年后)、《范式碑》(235)与《王基碑》(261)。洪适《隶释》在评述《孔羡碑》时云:“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甚有《石经·论语》笔法。”评价甚高。《范式碑》则早在唐代就已受青睐。李嗣真《书后品》评曰:“风华艳丽.古今冠绝”。现观此碑似较《孔羡》《曹真》朴厚苍茫，清翁方纲评云:“是碑于劲利之中出以淳厚。”与唐人眼中的“艳丽”决然不同。这只能说明唐代时此碑字口尚锋锐清晰，而至清时石已风蚀了。杨守敬在评论《曹真碑》时说:“至其隶法，上承《百石卒史》，下开《王基碑》，唐代韩、梁、卢、蔡皆脱于此:。说明了唐隶的源头。至于康有为评《曹真嘲云:“体格甚高，有翎细娜意。”则似有虚妄拔高之嫌了。从《曹真》《王基》观察，当时的分书用笔中，起笔的“折刀头法”，已成一种时尚。这种用笔模式使得分书的意味大大降低，转而注重锋芒的呈露，点、掠笔、波挑追求妍美的装饰趣味.却透露出接近楷书的笔法与审美取向。这正是后世评论家认为这些石刻开启唐隶的原因，也难怪唐代的李嗣真如此不惜赞美之辞，审美观不同，判断标准当然也随之不同。
此外，曹魏黄初五年(224)立石的《黄初残碑》值得一提，其风格在汉《曹全碑》与《刘熊碑》之间，古健而丰腆，无《受禅碑》《曹真碑》的馆阁气与妍美的轻桃用笔。在曹魏时期如果称《曹真碑》为今妍的话，《黄初残碑》可视为古质了。
在曹魏石刻中，《正始石经》也是著名的作品。因以古文、小篆、分书三种字体刻经故又名《三体石经》。此石刻于曹魏正始年间(24任一249)，故名。曾与汉《熹平石经》同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上刻《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计约两千五百徐字。早在晋代《正始石经》已经崩坏，丧乱中没于土中，后世陆续出土，现仅存部分残石。北魏时江式(?一约523)作《论书表》，认为《正始石经》出自汉末魏时著名书家邯郸淳之手，称“陈留邯郸淳……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焕，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史载邯郸淳师于曹喜，今观其中小篆纵笔出锋作垂露状，正是曹喜之法。江式的记载离正始不远，其本身亦为书家，曾受学于卫凯，因此其说可能是有一定根据的。《正始石经》与《熹平石经》一样，其目的主要是正文字、校经典。实用的社会功利动机减弱了书者的个性。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到曹魏时三体皆工的书家兼文字学家仍然存在，然在当时想已不多得了。
曹魏时的石刻，还有《高句丽刻石》(242)、摩崖石刻《李苞开阁道记》(263)、《鲍寄神坐、鲍指神坐刻石》(年代不详)、《鹤鸣残碑》(年月已缺)、《西乡侯残碑》(年月已缺)等。其中《李苞开阁道记》已具某些楷书用笔与结体的特征了。
三国时东吴的刻石作品少于曹魏，然却一石是一石的个性，较之曹魏石刻，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当高出一筹。其中著名者如下:
《天发神徽碑》，又名《天玺纪功颂》《吴孙皓纪功碑》，又俗称《三段碑》《三击碑》(图90).东昊天玺元年(276)立石。原石旧存江苏江宁(今南京江宁区)天禧寺，几经辗转搬迁，清嘉庆十年(1 805)三月毁于火。现南京天王府西花园内存有火后依拓本翻刻的复制品。宋代黄伯思《东观徐论》指出:‘，《天发神徽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相传乃象(皇象)书也。”。所谓若篆若隶，仔细分析一下’，其形构为篆，其纵画取古文垂针法。为东汉碑刻至魏《三体石经》时流千犷的篆书笔法，是为若篆者;其横画微见波势，起笔处则采用曹魏时流行的“折刀头法”.体势上则取方整，亦别于小篆，是为其若隶者。由十此碑横、竖之起笔均用“折刀头法”.纵画则垂针出锋，因而芒角外露，笔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形态，.收世称.‘倒疏篆”“倒非叶篆”。可见《天发神谶碑》的出现，乃是时代的产物，几表现出兼融锋锐瑰丽与雄伟奇崛的审美特征。

《禅国山碑》.又称《封禅囚山碑》《犬纪碑》，吴天玺元年(276)刻石。碑形如鼓，三而环刻，颇类占f七白勺石喝。现坐落于宜兴西南25公里的离墨山上，然屡遭劫难，慈漫已甚，‘补迹可辨者己寥寥无儿。相传为东吴中朽东观令史立信中郎苏建所}弓。i青吴蓦跋《国山碑考后叙》云:.‘观其笔势，醉古隽逸，绰有先秦几京之遗风。”，《国山碑》的风格不似《大发神徽碑》外耀，笔道圆浑厚实，锋芒显得秃钝苍茫。然细观之，横画起笔仍似“折刀头法”，行笔有波画之意，纵画亦见滩、锐，可见与《人发神献碑》笔意相同，唯石质不一，故经千年风蚀后，形成了浑穆的效果。作为东吴的篆朽作品，《国山碑》当可以与《天发神神谶碑》称为伯仲。
与具有复古基调的篆书相反，在东吴还出现了体现新潮的一旱期楷书碑刻。这就是《谷朗碑额》和《葛府君碑额》。《谷朗碑》(图91)全称《九真太守谷朗碑》，东吴凤凰元年(272)四月认。现存湖南末阳蔡侯祠内(今来阳蔡伦占妇居)。《谷朗碑》向有隶、楷之争。一种说法认为:“隶法不恶，刻手极拙。”另一种说法则云:“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者也。”’，《谷朗碑》当然称不卜是楷书的鼻祖，此乃康氏眼光之局限。但《谷朗碑》虽存隶意，却在体势、用笔中己含大量楷书成分是可以肯定的，其刻手在刊刻时掺入较多的民间书写方法也是可能的。因此《谷朗碑》堪称这一时期在碑刻中使用新体的典型作品。
《葛府君碑额))年几已锄。碑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县。元代陆友仁《砚北杂志》曾著录此碑，“只额卜三字”。这三行十二字即是:“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估计原有碑身碑文，但无史记载。《葛府君碑额》楷书意味甚浓，较之《谷朗碑》已脱尽隶书笔法。但作为新体碑刻，却依然保持着汉代石刻的凝重朴厚之神。特别是横画全无汉隶的平势而转变为敬侧之势，在书法史上应是一种全新的面貌。
在《谷朗碑》与《天发神截碑》出现的东昊末期，北方已是西晋的天下。西晋的刻石，沿着曹魏《曹真碑》的模式发展。代表作品有:《郭休碑》，西晋泰始六年(270)立石.《孙夫人碑》，西晋泰始八年(272)立石。《辟雍碑》，西晋咸宁四年(278)立石;《齐太公吕望表》，西晋太康十年(289)立石。《成晃墓志》，西晋元康元年(291)刻石;《裴抵墓志》，西晋元康三年(293)刻石。《贾充妻郭槐枢记》，西晋元康六年(296)刻石;《张朗碑》《左菜墓志》，西晋永康元年(300)立石;《韩府君神道姻》，亦称《韩府君碑额》，西晋永宁元年(301)刻石.《士孙松墓志》，西晋永宁二年(302)刻石等等。清杨守敬在《评碑记》中说《邪休碑》“分法变方为长，亦古劲可爱，然已堕六朝习气”。。变方为长，加上“折刀头法”，圭角显露，刀触外显，有明显的装饰倾向，大体是此时碑刻分书的总体风格.其中《孙夫人碑》字形尤长，虽为隶书，然用笔方法与《天发神徽碑》如出一辙，论者以其峻整超逸，以为与《吕望表》《士孙松墓志》均为晋隶中的上品。这种掺人楷书笔意与崇尚妍美的晋人审美趣味，由于隶书在其时已成旧体，故这种揉合既不协调，也终如强弩之末，神气已凋，逐渐没落下去。
同期的砖刻文字，多出民间，且少受拘束，新体的使用尤见生机。作为模压印砖，这一时期不论曹魏、东吴、蜀汉，还是西晋，大体沿着东汉的线索发展。其中规整精致的作品，当推魏元帝元年(260)的《张普墓志砖》与《张使墓志砖》，二砖字形呈正方，已变隶书横势，在笔画的起止处，饰以方角。颇类今时黑体变形美术字，“折刀头法”的时尚融人其中，已可见当时刻工所创造的新的装饰手法，开东晋时《龚宝子碑》之先，在拙厚中透露出艺人的巧思。此外魏甘露二年(257)的《甘露二年砖》与西晋太康元年(280)的《姓朱江砖》已脱去分书波碟，表现出明显的楷书气息。东昊砖铭以篆书多见，字形变化，颇为诡濡。其间增损、讹变、简化十分随意，篆、隶、楷新旧体相杂相混，砖铭上这种工匠的模式一直影响了东晋、南北朝的模印砖铭。
刻画砖铭，如前述汉代刻画砖铭一样，不受几何形装饰风的制约，表现了刻画者自由的精神。西晋咸宁四年(278)的《吕氏砖》(安徽出土)最为突出，与汉末《曹氏墓砖》一样，以娴熟的章草刻画而成。东吴五凤元年(254)的《黄甫买地券砖》(南京出土)与西晋太康五年(284)的《杨绍买家地前》(浙江出土)、元康元年(291)的《李达地券砖》(镇江出土)，用刀率意，虽笔意不明，但已均是楷化了的字迹。这在类似的铅锡质的东吴《赤乌八年地券》(245)、《凤凰三年买地券》(274)等作品上可以得到印证，这说明当时的新体楷书已被普遍运用。买地砖上这种简单的用刀方法与粗犷的风气，已开东晋墓志砖与北魏造像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