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的经籍抄本与其他遗存墨迹
魏晋时代经籍抄本见于吐兽番遗书与敦煌遗书，以及同时代遗存墨迹。吐鲁番遗书中大多为十六国时期作品。属西晋时的作品，有纪年者仅存两件:一是西晋泰始九年(273)的《翟姜女买棺契》简，行楷之间，用笔仍拙滞。二是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残卷。敦煌遗书也多为后世作品，而属于魏晋时代的作品多无纪年。因此《诸佛要集经》成为这一时期经籍抄本断代的标尺。    《诸佛要集经》写本佛经，为抄经体。1912年在新菠吐鲁番吐峪沟发现。抄经起于何时，尚待细考，但它是汉末佛教传人我国之后才逐渐风行于佛教徒之间的一种佛事，则是可以肯定的。确切地说，魏晋时代已开始大量出现写本佛经，今已为出土资料所证明。《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云:
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
既然写经、抄经是功德无最之事，因而抄经不仅在魏晋南北朝十分风靡，而且出于宗教虔诚，抄经书法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审美定式和规范，也就是说在抄写中，不以这种规范抄写便显得不恭了。所以尽管同期出土的书体十分丰富、多变，在经本上我们见到的却大体上只有一种体态，后世称其为“抄经体”。并且大约在此时，原本佛教徒均可自己抄写的佛经，出于佛事兴旺的需要，转而委托寺庙的僧侣来抄写，于是抄写佛经的“经生”在佛门形成了专门的行业。这是抄经体形成固定模式的重要原因。佛门经生所抄佛经字，又称“经生体”，与“抄经体”同义。
从《诸佛要集经》分析，已是脱离了隶书审美趣味的楷书作品，仅在横、捺的用笔中可看到汉代隶书波碟的遗留痕迹。这种轻落而重收的用笔方法，使得抄经体产生出明显的节律，并不论字长字扁，均有横向展开的势态。
其他同时代的经籍抄本，还有以下数种:
《放光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等，由大小残佛经八段装成一卷的《晋人写经卷》，出土于吐鲁番，陈秋白得于新疆，196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购于庆云堂。诸经非一人所书，大多用笔类似《诸佛要集经》，为典型的经生体，但也有如第三段(经名已失)较为强烈地表现波挑，用笔滞重，有复古倾向。
《太上玄元道德经卷》，卷末二行署“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索枕写已”。建衡为三国东吴年号，相当于西晋泰始六年(270)，现为香港藏家所藏。波碟重按，强于《诸佛要集经》，亦为典型的经生体。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四，为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用笔方法同前，有桃哒之姿。
《三国志写本残卷两种})。第一种于1924年在新疆都善县出土，写有《三国志·吴志》，内容为《吴书·虞翻传》和《吴书·张桓传》部分。字距较为疏朗。现藏于日本。第二种于1965年在新疆吐兽番英沙古城古代佛塔遗址中发现。内容为《吴书·吴主传》部分。用笔丰腆，字距紧密，使转灵活，富有动态，可见其书写速度较快。现藏新疆博物馆。《三国志》为西晋初年陈寿所著，此二残卷为抄本，成书时间当去陈寿时代不远。从用笔特征看与经生体风格相同，这说明《三国志》抄本可能出于当时佛门的经生之手，抑或说明当时的抄书匠也同样具有类似的专门行业和书写方法。
起于佛门经生的这种抄经体对于后世的书法有着一定的影响。一是从十六国时期到隋代的经卷观察，尽管东晋时楷书已经走向成熟，在书法家笔下(如王献之的《洛神赋}))已经完全脱去隶书时代的痕迹，但抄经体依旧袭用着《诸佛要集经》的模式，表现为保守而格守陈式。二是北朝时代的佛完造像刻石与摩崖石经，无论字的大小，在用笔和结字上都与这样的经生体颇为相似。因此，佛门色彩的书法遗迹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模式，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