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在书法上钟情草书，是由他的才情所决定的；而他在草书一艺上所表现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心态，则是由他的经历和性格所决定的。朱东润提出：“要理解陆游，必须抓三个关键：隆兴二年他在镇江的工作，乾道八年他在南郑的工作，和开禧二年他对于韩侂胄北伐所取的政治态度。”

乾道八年三月，陆游应诏来到南郑(陕西汉中)前线，人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在他的生命史上开展出光辉灿烂的一页”。也正是在南郑的日子里，陆游在书法学习和书法创作中开始全面倾向草书艺术，“除了作战和打猎以外，陆游的更多的时间，还是花在室内。他是书家，同时也是诗人，因此浓墨大书和掉头狂吟的次数是不会少的。那时军中的生活，总不免有些
浪漫的，而我们的诗人也还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尽管后来他到旧友范成大幕府，尽管后人把他与范成大的关系比作唐代“安史之乱”期间杜甫与严武的关系，但毕竟严武是能臣而范成大更多的还是一位诗人。所以，陆游在成都的日子尽管有了相对的安宁和快乐，但理想的无情破灭，抱负的无法施展，使得他心中的伤痛始终难以愈合。于是，他在职事之余，在作诗之余，更倾情于草书艺术。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的草书创作有了迥然不同的两种表现形式：“斜行小草密复疏，墨君秀润瘦不枯”和“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前者多表现为闲适秀润的行草小字，后者则表现为淋漓纵逸的狂草。这两种创作心态自兹伴随陆游的一生，无论是在出川后放官建安、抚州、严州的日子，还是归居山阴的岁月。

当然，陆游从淳熙十六年十月罢官直到嘉定二年岁末(1210年1月)去世的二十年，除其中整整一年应诏赴临安修国史外，其余时间均在山阴度过。所以这一时期同样值得重视。如果说，在离开南郑以前是陆游艺术生活的前期，其艺术主题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北望中原的气吞山河之势；在离开南郑到淳熙十六年是他艺术生活的中期，其艺术主题是积极向往建功立业的理想与无缘沙场的现实之间的徘徊；那么这最后的岁月，自然是陆游艺术创作上的晚期，痛苦的现实使他回到农村，他的诗作平淡了、圆熟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然而，陆游在书法艺术上的表现却不受中后期时间“界限”的制约。

陆游在入川后，驰骋沙场的理想几于幻灭，客观现实使得他一方面向往自然无为的道家生活，但另一方面主观上那刻骨铭心的爱国思想又一次次让他激情澎湃。于是，诗歌与书法成了他生命中的两大支柱。表现在诗歌创作中是田园情调与优国悲愤两大主题的交叉，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则是矮纸闲行的小草与醉墨淋漓的狂草。陆游在恬静的日子里，是“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但这种“笔墨有时闲作戏”的时间并不多，故而他流传下来的小草作品除《玉京行》和几件书札外，这类被朱熹称为“意致高远”的作品并不多。

结合陆游一生的行为与思想，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对道家的留心是对现实作暂时逃避的无奈之举，他对杨凝式书法的钟情虽然不能否定有艺术上的因素，但更多的似乎应该是心底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杨凝式萧散简远、天真浪漫生活的向往，甚至可能还有受陆龟蒙、梅尧臣影响的地方，乃至时世的“不许山翁醉放颠”；而他对张旭草书的倾情，一方面是狂草艺术最适合他狂放的性格和激越的情怀，另一方面还在于他受李白、岑参、张旭等形成的盛唐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熏染甚深。乃至他不光书写狂草，而且在大量的诗篇中一再论及自己的狂草创作。

在传世《剑南诗稿》八十五卷中，陆游论及自己狂草创作的诗篇达几十首之多。阅读这些诗篇，可以感受到至关重要的两点信息：首先，诗篇在对草书艺术和创作心态上的描述，明显受到以李白为龙头的盛唐草书歌诗的影响，而在诗歌的气格上又鲜明地表现出受到岑参等盛唐边塞派诗人作品的影响，两者均属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其次，陆游在诗篇中利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紧密地结合时事，巧妙地把“论书”与“从军”这两件本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并服务于抒写自己的抗金思想。且看：

墨翻初若鬼神怒，字瘦忽作蛟螭僵。宝刀出匣挥雪刃，大航破浪驰风樯。纸穷掷笔霹雳响，妇女惊走儿童藏。往时草檄喻西域，飒飒声动中书堂。

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端溪石池浓作墨，烛光相射飞纵横。须臾收卷复把酒，如见万里烟尘清。丈夫身在要有立，逆虏运尽行当平。何时夜出五原塞，不闻人语闻鞭声。

倾家酿酒三千石，闲愁万解酒不敌。今朝醉眼烂岩电，提笔四顾天地窄。忽然挥扫不自知，风云入怀天借力。神龙战野昏雾腥，奇鬼摧山太阴黑。此时驱尽胸中愁，捶床大叫狂堕帻。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与高堂三丈壁。

还家痛饮洗尘土，醉帖淋漓寄豪举。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石池墨渖如海宽，玄云下垂黑    蛟舞。太阴鬼神挟风雨，夜半马陵飞万弩。堂堂笔阵从天下，气压唐人折钗股。丈夫本意陋千古，残虏何足膏砧斧。驿书驰报儿单于，直用毛锥惊杀汝。

此外，陆游尚有“古来翰墨事，着意更可鄙”、“一杯弄笔元无法，自爱龙蛇人卷声”等句，旗帜鲜明地表示出他在取法前人的基础上以“无法之法”书写个人情怀的创作心态。这一点正是当年李白和苏轼的精神，而他们三人最相通的地方正是“狂放”与“浪漫”的诗家个性。如果说苏轼吸引陆游的地方是他在书法理论上所倡导的“尚意”之声，那么李白吸引陆游的地方无疑应该是他在书法上的自由酣畅的“无法之法”与博大的盛唐气象。因此，就这一意义来说，陆游可能受李白的影响更大些。

最后，还不得不提到，陆游倾情草书也与他一生嗜酒的习惯分不开。关于陆游嗜酒，不光常见于时人的记叙，而且在他自己的诗篇中屡见不鲜。早在绍兴末、乾道初，友人韩元吉曾有句赠陆游云：“酒狂须一石，文好自三东。”章甫《别陆务观》则云：‘“一饭三间问野僧，花前把酒看张灯。醉吟落纸笔不停，留客夜阑双眼青。”在闲居山阴的日子，陆游更是过着一种“笔床茶窖连酒壶”的生活，所以史弥宁《陆放翁画像》中这样描绘陆游：“诗酒江南剑外身，眼惊幻墨逼天真。”纵观陆游的一生行历，似乎只有绍兴二十九年(1159)在福州决曹任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戒饮，而就在此时，作为诗人的陆游也竟鲜有诗作，尔后北归就复饮了。如果说早年的陆游嗜饮成趣，多半出于他崇尚李白的原因，还是一种诗人的豪纵，那么，中年以后“犹豪纵”的背后不能不说已多了一层以酒浇愁的因素了。表现书法创作上，中年以后的陆游屡次醉后作草就可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