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朝碑刻中的篆隶真书杂揉现象

  —《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卷》编纂札记

    北朝东魏兴和三年所立《李仲漩修孔子庙碑》中篆、隶、真书杂揉，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评其字曰:“右鲁孔子庙碑，后魏北齐时书多若此.笔画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类，疑其一时所尚，当自有法。又其点画多异.故录之以备广览。”《集古录跋尾》是最早的一部金石学著作，已注意到北朝碑刻中这一特殊现象，但对这种时代风尚何以形成，欧阳修则未能作出明确解释。明王世贞承《集古录跋尾》“其用笔不俗，而字画多异”之评价，以为《李仲漩修孔子庙碑》“盖崔司徒(浩)之遗轨，而公家兰台(欧阳通)之滥筋也。”‘卜崔浩的字，明季王世贞已无从得见了。世存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吊比干文》，康有为辈武断“必为崔浩书”.实崔浩早在立碑前数十年被杀，虽然崔浩的字在北魏“世以为模楷”，而崔、卢之字皆源自钟繇，格守家法，世不替业，字必不怪异，故王世贞当指《李仲漩修孔子庙碑》字之笔画结构，而非指篆隶真书杂揉之风尚。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八“魏李仲漩修孔子庙碑跋“云:“碑尚完好，杂大小篆分隶于正书中，盖自太武始光间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迩，以为楷式，一时风尚乖别。此江著作式所云:世易风移，文字改变，俗学鄙习，炫惑于时者也。曩睹太原风峪高齐时镌石柱佛经，亦多类是，斯亦穿凿失伦矣。”同卷“北齐少林寺碑跋”云:“右碑北齐后主武平元年正月立于嵩山少林寺。文本正书，杂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类此。书家嫌其乖劣，然以拙笔见古，与后代专逞姿媚者不同也。“《魏书》卷四上《帝纪第四上·世祖太武帝}):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诏日‘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领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朱彝尊将篆隶真书杂揉的现象归之于太武帝时所造千余新字，为世楷式，致使一时风尚乖别。事实上在太武帝始光至孝明帝正光一百年间，碑刻中并未有篆隶真书杂揉的现象，只是到北魏末期渐渐出现.至东西魏、北齐、北周时才盛行这种乖别的书风。且所造新字，应是同一字体，其弊病只会增加异体、别体字，使文字纷繁混乱，而不会使多种书体杂揉。所以朱彝尊这一推测显然是不正确的。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十一章“余论”中提到“(丁)古代写者的创作思想中，所崇尚的标准，也各有不同。较重要而明显的，有下面几种:“……自真书通行以后，篆隶都已成为古体。在尊祟古体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郑重用途上，出现了几种变态的字体。……第二种是杂掺各种字体的一种混合体。这自汉夏承碑在隶书中杂掺篆体，已开其端。后世像魏李仲漩修孔庙碑、北周华岳庙碑、唐a写经记、隋曹植庙碑等等，不但其中大部分字是那种技巧不纯的汉隶或真与隶的化合体，并且一些整字或偏旁随便杂掺篆隶形体。最特别的是西魏杜照贤造像记，在篆、隶、真之外，还有又似草又似行的字，真可谓集杂掺之大成了。”。启功先生所说杂掺各种字体的一种混合体，有两类情况。一类是碑刻的某种书体含有其它书体的成分，如汉夏承碑的隶书杂掺了篆体的成份，这就是元代吾丘衍、明代王世贞等所谓的八分书，即从蔡文姬“吾父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之说而来。'XI匕朝一些碑刻中“那种技巧不纯的汉隶或真与隶的化合体”也属这一类型。另一类是同一碑刻中将“一些整字或偏旁随便杂掺篆隶形体，最特别的是西魏杜照贤造像记，在篆、隶、真之外，还有似草又似行的字。”前一类在同一碑刻中书体是较统一的.而后一类在同一碑刻中书体是不统一的，也是本文所要论述的现象，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当然，像《李仲漩修孔子庙碑》、《曹植庙碑》等，在同一碑刻中这两类情形都包含的。一种书体中包含另一种书体的成分，如隶书含有篆书成分，真书含有隶书甚至篆书成分等等，这种现象历代皆有。在同一碑刻中揉杂篆、隶、真甚至行草体的现象则出现在北魏后期，盛行于东西魏、北齐、北周及隋代.唐初北方尚有少量墓志保留此风，以后就几乎绝迹了。后世文人偶有为之，如北宋皇拓三年所立的《复唯识糜院记》“书或正、或行、或草、或兼一二笔小篆分隶，其草又时作渴笔，极奇怪遒伟”，可以看作是这种书风的孑遗。

    启功先生认为:真书通行以后，在尊崇古体(篆、隶)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郑重用途上(如设立碑记)，出现的一种现象。这是由创作思想使之然。“尤其那种杂掺字体.更不过是掉书袋习气而已。”。这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篆、隶、真诸体杂揉的书写现象，在后人看来觉得浅陋鄙野，而当时既成为风尚，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往往还会使一些书家有意无意按照这一习惯去创作，如北周天和年间赵文渊书《西岳华山庙碑》。但这种现象在北魏就出现了，其出现是和宗教有关，而绝非卖弄学问的一种习气。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载:道士寇谦之在离山修道，托言太上老君授其天师之位，赐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以“清正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于太常八年(423)，有自称老君之玄孙的牧土上师李谱文到x山，授谦之《录图真经》六十余卷，以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来源 书法 屋：www.shufawu.com。上师李君手笔有数篇，其余，皆正真书曹赵道覆所书。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辞义约辩，婉而成章，大自与世礼相准”云云。当时寇谦之吸取了佛教中的律学，要革除清整道教中自汉以来收“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等腐败秽乱的规定法术，提倡礼拜、服食、导引等修炼方法，并确立自己在道教中的地位，于是假托神道先后赐授《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及《录图真经》等。这些道书文字“古文鸟迹，篆隶杂体”，不难想象，寇谦之要取得太武帝及朝野之人和信徒的崇敬信任，所谓神道所授之书必须用不同于凡间通用文字书写。A山地近洛阳，太学有残存的曹魏正始三体石经(隶、篆、古文)，汉晋人所著字书如《说文解字》、《字林》等也都传世，可资参考。学不稽古、粗通六书的道士(包括寇谦之在内)若要将这种道书全部以上古古文鸟迹来书写，是无能为力的。除了杜造一些文字符号外，就是把少数可以象形会意的字模仿古文写成，而多数字以篆书，篆书不能者又以隶书凑足，故成所谓“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者也。这些道书于始光初(424)献于太武帝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而大臣崔浩独异其言.并师事之，受其法术，赞明其事，认为“《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v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虽“人或讥之”，但由于太武帝的崇奉.确立了寇谦之天师的地位，新法得以显扬，道业大行。太武帝还”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由文成帝、献文帝等皆曾登道坛受符箓。

    寇谦之卒于太平真君九年(448)，今传世所见《大代华岳庙碑》立于太延五年(439)，口熙达书，((中岳嵩高灵庙碑》立于太安二年(456)〔图一〕，字与《华岳庙碑》同，似二碑为一人所书，字为真书而含隶意.雄健古拙，体不杂揉，应为寇谦之弟子信徒所书。二碑立于寇谦之卒年前后八九年间，自然不敢效仿神授道书作“古文鸟迹，篆隶杂体’。崔浩善书，其曾祖崔悦法卫灌、索靖之书。自后，世不替业，传习家法，当时人宝其迹，以为模楷。卢志法踵舔书，子孙传业，累世有能名.魏初重崔、卢之书，寇谦之献书后百年间，未见有篆隶真书杂揉的书风流行。

    今所能见到篆隶真书杂揉最早的实物是刻于北魏孝昌二年(526)十一月十七日的《寇治墓志》〔图二〕和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寇偘墓志》(图三〕。细辨二志非同一人所书。《寇治志》中有古文、篆、隶，大部分字是成熟的真书，同一字往往用不同体写，如四行、十二行和十三行的“州’字为古文，十七行的“州”字作篆书，一行、三行、四行、六行、十二行、十五行、二十二行、三十行、三十一行的“州”字均作隶书，而十五行、十七行又有“州”字作真书。其他如“日”、“月’、“明”、“公，、“也”、“兹”等字也有分别作古文、篆、隶、真书的，并无规律，只是信手而书，以求杂体变化而已。1973年冬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窝托村出土同是孝昌二年刻的《崔鸿墓志》作真书，时参用篆、隶笔法和结构，然未像《寇治》、《寇儡》二志那样作篆隶字杂揉形式。

    寇治为寇谦之侄孙，寇偘为寇治之侄，据《魏书》、《周书》及出土寇氏家族慕志，自前秦东莱太守寇修之以后四代谱系如下:

    寇谦之家族世代信奉天师道，其以后数代也是信奉道教的，晚辈名字中有“之，、“仙”、“灵”、“真，、“宝，等字，皆为天师道徒教名中常用的字。寇谦之所假托神授的《录图真经》，其晚辈也一定信奉诵读。北魏孝昌前所设立的《寇臻》、《寇凭》、《寇演》诸墓志虽未作篆隶真书杂体，但《寇治》(526)距寇谦之受((录图真经》的太常八年(423)已有百年了，仿效仙书体式书写志铭，也不会被视作裹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