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西汉“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惫”。。这是因未见西汉简犊，而只见到传世东汉碑刻得出的结论。20世纪以来，大批敦煌、居延汉简被发现，由于其中有明确纪年的西汉中晚期工整的隶书简较为零散，故一些学者仍坚持这一看法，如郭沫若1965年还认为:“拿隶书来说，秦人的隶书尚未脱离篆书的体段，西汉人的隶书也还未把篆书笔意完全脱尽。东汉可以算是隶书的最高峰。”。这个论断显然是不正确的。

    由于隶书笔法较以前丰富，尤其背分的体势和波碟跌宕起伏，显示出独特的美感。产生隶书形式美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用。隶书自汉武帝时开始向扁阔的结构定型.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在狭长的竹木简上要尽可能将字写得大，而一简中容字又要多，容字多就可以节省篇幅，但是字与字之间不能太挤，要留有一定间距，以便能清楚舒服地阅览，于是将受篆书影响而保持纵势的古隶尽量压扁，下垂的波碟使其向左右伸展。另一是美观。篆书是引书.其用笔婉转而少粗细变化.古隶则逐渐产生了华饰性的波碟，但是波碟表现在纵势的字体上，往往使文字结构不平衡，且下垂的波碟占用了简上太多的空间，当波碟横向伸展时，并不影响结构的平衡，反而使重心更加安稳，在形态上更具美感。汉人在空间较宽裕的书写载体上，往往喜欢将一些笔画尽情地舒展开来，充分显示笔姿的飘逸。如敦煌汉简1972AB, 1972C是一支三棱的觚，面要比一般竹木简宽得多。上面写的是《急就篇》开头几句的文字。《急就篇》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不久就成为汉代最普及的识字书.而肛本是儿童用以习字的，但这支觚上写的《急就篇》字却力实气空，笔法精到，〔图七，《急就篇》觚，隶书，汉，约35.5厘米x 2.9厘米。〕决非学童习字所写，应是边睡的“能书会计”的椽史书佐一类文吏研习书法所作。也可能是书法好的人所写给儿童作识字临习用的范本。来源 书法 屋：www.shufawu.com。其用笔瘦劲.中宫紧收，横画和左右波磔尽量向两边伸展，使人连想到四川的汉代一些崖墓题字和《冯焕神道阙》、《沈君神道阙》，以及山东嘉祥《许安国祠堂题记》等刻石的书风，尤其是最后一种，与此觚上字如出一人之手。

    汉简隶书笔画向纵向延伸的情况，一般是出现在一篇的结尾一字的末一笔。这一笔往往又长又粗，显得十分有力、醒目。一方面由于简上还有空余部位，可以让笔画舒展，另一方面也表示至此已是结束了。这一有规律的写法，往往可以帮助学者用以定散乱的简册之次序。如武威磨嘴子十八号汉墓中著名的“王杖十简”，出土时已散乱，其排列顺序，各家惫见有所不同，郭沫若曾根据这一写法的规律，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排列法。但是也有在简文中间将有些字的竖画写得很长的情况，如“年”字的一竖常常写得很长。这情况在汉代碑刻中也时有所见，如西汉《五凤二年刻石》中的“年’字，东汉《石门颂》中的“命”、“升”，《张景造土牛碑》中的“府”字等。前人认为汉人将“年”、“命”等字写长，是为了祈求长年、长命。恐怕并非如此，而应是书者兴致所到，追求笔姿优美之缘故。

    敦煌木简1459A, 1459B, 1460A, 1460B, 1461A, 1461B, 1462, 1463上所书《苍颉篇》字.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此为同一人反复所书，结体甚为怪异，一些字的书写保留了篆书和汉初古隶的痕迹.笔画讹误缺失甚多。其文“苍领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讽.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勉力成史，计会辩治，超等”。“日书人名姓赵I韩疡范鼠张猪翟如窦钱墉中冯娜陈涓。”〔图八，《苍颉篇》简，篆书，西汉，23厘米x 1.3厘米。〕这些简上的文字稍互有不同，可能是文吏、戍卒在临写流传的旧抄本.这种抄本由于转辗传写.无意中参杂己意，也可能是抄录者摹写失真，递相讹变，出现了这种四不像的书风。传蔡文姬云:“臣父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一些驳杂不纯的书体出现，有的是因字体演变尚未成熟;有的是书家刻意创造;也有的是因时代隔阂，模仿古体而力不从心产生的。后世碑刻、墨迹中这类情况极多，知名的如篆隶相参者有东汉《三公山碑》、《夏承碑》.三国吴《天发神谶碑)，隶楷相参者有东晋《爨宝子碑》，十六国前秦《广武将军碑》，唐欧阳询《房彦谦碑》等等，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