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掀开了北魏历史新的一页。
北魏都城南迁之后，民族大融合得到有力的推动，北魏的文化事业也进一步发展。随着汉化政策的逐步推动，汉文化逐渐在全体国民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代表汉文化正宗的南朝士族文化也逐渐开始熏染北方，无论是这一时期的诗歌文学还是书法艺术，北魏都受到南朝的极大影响，并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北魏的文化面貌，书法艺术也更加繁荣。
洛阳时期的书法家有可靠记载的较少，其中最出名的是郑道昭。
郑道昭(?-516)，字嘻伯，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郑羲次子。自号中岳先生。少好学，博览群书，好为诗赋。历官秘书郎、员外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平东将军、光州刺史、青州刺史，加平南将军。谥文恭。
关于郑道昭的书法艺术，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而在《云峰山石刻》等作品的文字之中却有郑道昭的名字，所以清代学者除了确认《云峰山石刻》为郑道昭所书之外，还将风格相近的《郑文公碑》即郑道昭父亲郑羲的墓碑书法归于郑道昭名下。
清代以来所出土、发现的北魏洛阳时期的书法遗迹，为我们展现了北魏书法的丰富与灿烂。篆书和隶书虽然时有发现，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楷书。其书写形式则有碑志、造像、摩崖、塔铭、写经等.
北魏洛阳时期的碑刻书法主要是楷书，数盆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因这些碑刻的书手不一，刻工的水平不一，造成各碑书法风格迥不相同。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揖》中使用“奇逸”、“古朴”、“古茂”、“瘦硬”、“峻美”、“精能”、“奇古”、“虚和”、“丰厚”、.庄茂”、“方重”、“圆静”等一系列词汇形容魏碑书法的审美特征。从总的风格来看，迁都洛阳以后的初期作品比较古朴雄浑，保留了许多前期风格。之后，北魏皇室的元氏墓志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通用书体，这种书体的特征是结体宽博，点画秀润飘逸，体态端庄，刻工细腻精美，如《元祯墓志》、《元弼墓志》、《元羽墓志》、《元详墓志》等。元魏皇室墓志的风格还对唐代书法家李A的行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民间造像题记，如龙门石窟造像和其他地区的造像题记，大都书写草率，刻工粗糙，但别有一种粗犷猛厉的风格气韵。迁都格阳之后，北魏碑刻书法即处于急剧的演变之中，其主要的演变方向就是吸收南朝书法的秀雅之气而走向工整娟秀，越到后期，情形越是如此。因此，从其刻石的年代可以知道其书法风格的大致走向。
北魏由于佛教发达，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大同石窟和龙门石窟，更留下了无数造像题记。这些造像题记的书写者大都是无名书家，应施主之请而书石刻字。刻写的时候以刀代笔，刀法迅捷草率，所以点画瘦硬坚劲，虽然缺少蕴籍含蓄，却别有风味，从中可以见出北魏民间汉字书写的基本情况。而清代乾、嘉以后，随着碑学书法的兴起，这些佛教造像题记备受重视，对清代书法曾经产生重大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在延续.这一时期造像题记的代表作品有:
《解伯达造像记》全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太和年间刻石。在洛阳龙门山古阳洞北壁，是龙门二十品之一。属早期刻石，带有强烈的时代风气，点画方峻，气势雄强，结字随意，自有奇趣。

《孙保造像记》全称《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记》，太和、景明间刻石。在龙门山古阳洞顶部，是龙门二十品之一。气韵豪放雄健，结体疏朗，气势开阔，点画则秀美劲健。
《元详造像记》全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太和年间刻石。在洛阳龙门山古阳洞北壁，是龙门二十品之一。属早期刻石，带有强烈的时代风气，点画方峻，气势雄强，结字随意，自有奇趣。
《孙保造像记》全称《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记》，太和、景明间刻石。在龙门山古阳洞顶部，是龙门二十品之一。气韵豪放雄健，结体疏朗，气势开阔，点画则秀美劲健。
《元详造像记》全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太和十八年(494)十二月刻石，在龙门山古阳洞北壁。龙门二十品之一结字方整，笔势秀美娟丽，疏朗洒脱，代表了当时洛阳元魏皇室所喜爱的典型书风。
《尉迟造像记》全称《长乐王丘穆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撅造像》，在龙门山古阳洞北壁，龙门二十品之一点画方厚精整，棱角森然狱逸，凌厉果断，但缺少韵味。
《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太和十二年(498)刻石。龙门二十品之一，后署“孟广达文，朱义章书”。在洛阳龙门山古阳洞北壁，乾隆年间为黄易访得。通篇为阳文镌刻，纯用方笔，起笔锋锐，行笔万毫齐力，转笔果断，外方内圆，雄强朴茂，灵秀道逸，为北魏碑刻中的神品。
《郑长献造像记》全称《云阳伯郑长欲为亡父等造像记》。景明二年(501)刻石。在龙门山古阳洞南壁，是龙门二十品之一。书法融篆隶于一体，点画方折，造型奇特，波碟变化多姿，充满了天真朴拙之趣。
《孙秋生造像记》全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景明三年(502)五月刻石。点画方折遒丽，结体丰满，严谨而坚劲，质朴而精悍，耐人寻味。
《广川王造像记》全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记》。景明三年(502)八月刻石，在龙门山古阳洞顶部，龙门二十品之一。结体敬侧随意，点画之揖让变化多端，或疏或密，纯朴自然。
《姚伯多造像记》陕西耀县出土，是比较少见的北魏道教造像碑刻。令人惊叹的是，其书法虽刻写随意，结体松散，但大小参差，笔画巧拙相生，极其自然活泼。而书体则介于楷书和隶书之间，很有意趣。
达官贵族的墓志也是北魏书法的一个重要载体。这些墓志的书写者也大多没有名气，但肯定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写手。到北魏后期的熙平、正光、孝昌年间，墓志书法更倾向于端庄秀丽，结体精严，逐渐融入南朝秀雅之气，开始向隋、唐楷书过渡，如《元尚之墓志》、《元纂墓志》、《元均之墓志》、《元肃墓志》等。短短的二三十年之间，前后风格的变化十分明显。
《元祯墓志))太和二十年(496)刻石，192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点画方折峻峭，横画起笔出锋斜按，收笔下顿，左低右高，体势敬侧，撇笔和捺笔都比较长，显得气势开张，很有特色。这一类书风在洛阳时期的碑刻之中比较常见，如《元绪墓志》(507)、《元继妃石婉墓志》(508)、《封听墓志》(512)等。
《元弼墓志》全称《魏故元咨议墓志铭》，太和十二年(499)九月刻石，1926年出土于洛阳。点画秀润，体格端庄，布局疏朗，在魏碑之中属于清秀温润一路。
《任城王妃李氏墓志》。全称《魏雍州刺史任城王妃李氏墓志铭》，也称《元澄妃李氏墓志》，景明二年(501)二月刻, 1932年出土于洛阳，现存西安碑林。用笔劲健，结体活泼自然，其点画特征与《元祯墓志》非常相似，而更加秀润旷朗，别有韵味。
《元羽墓志》全称《侍中司徒公广陵王墓志铭》。景明二年(501)七月刻石。1918年出土于洛阳。点画秀润潇洒，刻工精美，气韵秀雅而不失雄放，是元魏皇室碑刻的代表作品之一。
《元思墓志》正始四年(507)三月刻。1916年出土干洛阳。属元魏皇室墓志之一，风格也非常接近，遒媚疏朗，潇洒飘逸，秀美动人，足可以与《元羽墓志》等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