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大批甲骨的发现，我们得以看到数量可观的殷商文字。虽然，可以断言，在商以前，文字也必然有了相当的规模，但因无实物，也只得推测了。
甲骨文发现于清光绪二十六年，这真是近代人的幸运。我们对线条的讨论已如前述，广泛一点讲，线条在商代以前，不论是用于文字还是用于其他，都已经成熟了。至甲骨时代，可以说，作为书法的线条已经必须就范于字的结构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此以前，字、画难分，线条如何组织，并无一个相对统一的模式，虽则这种结构模式不可与秦、汉以后的同日而语，但较之它以前的情况，毕竟是一个质的飞跃。字与画从此便分道扬镶了。进一步，可以说这是“书法感”的起点。
众所周知，书法的主要要素即线条与结构，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文字结构约束的线条，不问其如何，也不能算是书法;笨拙的线条虽用之于组构文字，也只有交流的价值，而无审美的意义。
今天可见的甲骨刻辞，不下十万片，其中许多文字，是写好了再刻的，在有些甲骨上，还发现了一些写而未刻的卜辞。到了契刻技术相当成熟以后，就不一定非写不可了。卜辞中有的字比米粒还小，当然不能先写后刻，所以，取圆势者少而取方势者多。因为，刀究竟不如毛笔方便，如‘旧”是像太阳形的，但甲骨中‘旧”字，有时作正方形，有时作五角形。这种明显的、可以象形而不去象形的例子，正说明了书、画的分家。而侧垂的笔画，也有了顿笔加肥、折锋旁出的笔势，这是线条上文字由绘画改变为书写的一种新发展。
汉字何以会形成“方块”，与刀刻关系很大。须知，“方块”正是书法造型的基本特点。李圃先生对一千个常见甲骨文进行分析，结果是“正方形和准正方形的字二百九十七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长方形和准长方形的字以及准横长方形的字七百七十五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叱
甲骨的契刻者因工具而取方势为字，奠定的一个书法艺术的审美观念，便是稳定、平正。尽管方势在后世又有揉人圆势的，而主导方面，毕竟还是“方块”，大格局还是在这样的范畴中。后世总结出的间架法则，立足点正是方形框架的造型规模。
再者，甲骨文的偏旁部首已有规律可循，这也是它从“自由”走尚规范的一个标志。
从纯粹的书法意义上讲，刀治者自然不如笔治者，因为，笔为柔质，不仅操作方便，而且它所造成的线条也更富于变化。在殷墟甲骨发现前，笔的发明权，由秦时蒙恬所擅，可是，甲骨发现后，可以说，早蒙恬千年，笔已用于书写了。虽然用笔写的甲片并不多，但从研究书法说，却最有价值。
甲骨文中的“笔”字作“}}n+A    s“木”正像管端束毛之形，所以，最早的笔字，当为“幸”。董作宾先生说:“工具中最重要的是毛笔所写字迹的发现，这是用朱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起讫、笔锋收放，十分清楚，因而可以断定，殷代写字确是用着精良的毛笔。”乃至，有的写后未经契刻的甲片，“用笔是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简直与现在的写字笔顺无异”。
工具直接影响书法形式，这是不用多说的。 甲骨文中，刀刻的笔顺观念便不是这样。“它们锲刻时，又不照笔顺，或先刻每一字的横画，或先刻每一字的竖画，就成为缺横画或缺竖画的文字，这纯粹是锲刻的方便。”。
因用刀用笔之异，便有了书写时笔画先后次序的差别，这可以说是篆刻艺术与书法艺术笔顺观念的萌始。而笔顺规律之不同，又直接影响到字的形态。它们是互为作用的。
文字的日趋规范与工具的进步，必然使“应该怎样写”逐渐观念化，技术观念与美感观念也便由此萌生。
汉文字，既作为实用交流的载体，又同时是艺术审美的载体。汉文字一经产生，无论是从怎样的实用观念出发去写、刻，审美的因素必然托体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