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全碑》因出土较晚，摹拓及时，所以保存了较多的
汉代碑刻原貌，尤其是其字迹未经风化，笔墨之意俱在。用笔圆劲似篆书，如以锥画石，笔笔中锋，虽波碟也都以中锋出之，转折提按非常明显，且富于变化，或选而下行，或略作提断续下行，皆视结字及空间大小而定。结体扁宽平正，点画圆润而秀丽，姿态绰约，柔中有刚。因刻工极佳，石头也比较细硬，所以当年书丹时笔墨的极纤细之处也表现无遗，出土之后便极受人们重视。清代著名学者、收藏家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说《曹全碑》“字法道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认为《曹全碑》“波碟不异《乙瑛》，而沉酣跌宕直合《韩款》。正文与阴侧为一手，上接《石鼓》，旁通章草，下开魏、齐、周、隋及欧、褚诸家楷法，实为千古书家一大关键。不解篆箱者，不能学此书。不善真草者，亦不能学此书也。”杨守敬在《平碑记》中更引用他人的话，认为“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孟頫)、董(其昌)”。
张迁碑额题“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篆书。灵帝中平三年(187)二月立。碑原在山东东平，出土于明代，立干州学明伦堂前。后移至山东泰安岱庙。
《张迁碑》是汉碑中书风最为奇特的碑石之一。以方笔为主，石匠在刻字时，只照顾了刻石的需要，而丝毫不顾其笔墨趣味，反而使《张迁碑》的点画迥异于当时流行的汉隶，点画皆显得粗壮雄厚，其硬如铁，坚实朴茂，粗犷倔强。这种逆反的新鲜感，正是人们高度赞扬它的原因所在。而这种匠人自主的刻石之风，为魏晋以后所继承，而衍生出雄强开张的北碑书风，实非始作俑者所料及.所以古人对此毁誉不一。明代学者王世贞跋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可及也。”清代学者万经则认为其字颇佳，惜幕手不工，全无笔法，碑阴尤不堪。杨守敬《平碑记》说此碑“篆书体多长，而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之《始平公》等碑.”
熹平石经残字  灵帝熹平四年(175)刻.《后汉书·蔡昌传》载熹平四年，蔡邕奏求校定儒家六经文字，汉灵帝同意。蔡琶自己书丹于碑，使刻工镌刻，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当时极为轰动，每天去观看及攀写的人“车乘千余两，填塞街陌。”《熹平石经》的书写者有堂溪典、马日禅等。《论语》残碑末记有左立、孙表等人参预校勘。其他书手不详。
《熹平石经》共有《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48块石刻.后来几经兵火，荡佚无存。《熹平石经》的实际完成时间在灵帝光和六年(183)。光和七年之后，董卓强迫汉献帝迁都长安，尽焚洛阳城，太学也被焚殆尽。曹魏政权虽然定都于洛阳，史书只记载其为古篆隶三体石经。曹魏以后，连同三体石经也一并荒芜。北魏时期，著名学者郑道昭、崔光等曾上书要求保护，但没有结果。以后迭经战乱，损残殆尽，唐代初年已经十不存一。至宋代，始偶有残石出土。1922年以后，又陆续发现百余块，分存各地。
《熹平石经》运用官府的力量，正定儒家六经之异同，其文字的书写也带有明显的规范意义。《熹平石经》残字的书法点画道劲，结体规整平正，虽无界格，却法度森严。各个字从结体到点画基本上都已经程式化，同样的点画，字虽不同，写出来却几乎一模一样，没什么变化，隶书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书写工具，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字符号。汉代隶书艺术到《熹平石经》，已基本走到尽头。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水乎较高，或较为著名的碑石摩崖之外，还有不少东汉时期的碑石摩崖和石刻砖刻文字，也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如《祀三公山碑》介于篆隶之间，方正古拙，气势夺人。《北海相景君碑》方正古雅，其曳脚多用篆书笔法，顺延出锋而起笔方折，已开后世孙吴时期《天发神谶碑》风气之先。《张景碑》体势横扁，点画飘逸似《曹全碑》而坚劲过之。《建宁残碑》清劲雄放，点画工整严谨。《夏承碑》杂揉篆隶，点画奇特而骨气洞达，方圆兼具。《孔彪碑》笔画精劲，结构谨严。《扬淮表记》类于《石门颂》而更加雄浑坚劲。《鲁峻碑》丰腆雄伟，方整厚重，点画规范飘逸，开唐代李隆基、徐浩一路隶书风气之先。《娄寿碑》方正严谨。《耿勋表》不仅所刻地点与《惠安西表》十分接近，书法风格也非常相似。《韩仁铭》方整秀逸，与《礼器碑》书风相似。《王舍人碑》点画俊逸，方正严谨，浑厚朴拙。《樊敏碑》平正雍容，古拙肃穆。《袁博碑》清逸秀美，极似《乙瑛碑》。
这些碑铭在当年刚刚刻成的时候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漫长时间的风雨剥蚀给他们增添了别样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