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理与书理有广泛而深刻的同一性。音乐既可从书理中汲取营养，书法也可从乐理中获得启发。同一事物，道家从宇宙自然之道的角度认识它，儒家则从社会伦理角度观照它;道家讲阴阳运动而出形势，儒家讲不偏不倚，“适之中庸”。两种书学观在不同条件下可互相补充，互相显彰，形成了儒道互补的思想。在汉代，它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汉代书学思想的形成，还与书法本身的发展状况(在实用上，隶书已取代小篆，纸张已经发明，已能以宽展的纸张进行较前舒展自由的书写)，与文字书法的用途有关，与两汉时代的政治、哲学思想、社会风尚等整个文化氛围有关。
西汉王朝建立，统治者汲取了秦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变严刑峻法的统治手段而为“持以道德，辅以仁义”的所谓“无为”之治。这“无为”不是老子所说的消极无为，回到原始，而是顺应自然规律去行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秩序。同时，也改变了秦代的思想专制，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西汉前期推崇道家，但并不一概排斥道家以外可取的东西。特别是秦亡之后，楚文化被带到北方，给北方文化渗人了热情的浪漫主义精神，从而产生了深沉的理性精神与想象丰富的浪漫热情相结合的、气度恢弘、生气勃勃的汉文化，对推动汉代美学思想的形成和艺术的发展具有极为明显和深刻的影响。崔暖、蔡邕分别在《草书势》、《篆势》中对两种书体艺术特征的描述所反映的浪漫精神，不仅为前代所没有，而且为后世论书势者树立了规范。
刘熙载《艺概》中说“汉碑气厚”，为后世所不可企及，道出了汉代书法与汉赋所同样具有的“伟美”，这正是汉帝国宏阔开朗的时代精神和审美心态的反映。汉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显示其自觉作为艺术创造的特征，而不仅仅是政治理论的附庸;书法到此时，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也被作为艺术来观赏，而不仅仅是信息记录的工具。正由于此，《草书势》、《篆势》产生在汉代也是很自然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重大转变。虽然它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但较诸秦代利用法家思想进行严酷的政治统治，终究还是一个进步，因为它究竟还强调儒家“仁者人也”的人道主义，肯定人的伦理道德精神，这些对汉代美学思想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同时又是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各种矛盾冲突十分剧烈的时代。各种社会阶级和集团的代表人物面对社会矛盾，表现自己的思想态度，这也刺激了文学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因而使时代的美学思想极大地丰富起来。
统观汉代的美学思想，大体可以以(淮南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楚骚传统思想和以董仲舒、扬雄、王充和(毛诗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来概括。我们仅就与书学有关的思想看看它们的影响。
《淮南子》美学思想正是产生在西汉前期统治者实行所谓“无为而治”的时期。不过，它借用《老子》中的语汇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运动有自己的规律，人只能顺应这个规律去进行合目的的活动，以取得人的活动与自然规律的和谐。如其(泰族训》说:

    (淮南子》也承认宇宙万象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正是不同的运动变化，乃有丰富多样的大千世界: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天人合一”说的集大成者，他用阴阳五行说解释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某些特征，确有神秘的唯心主义成分，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也包含古代朴素的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宇宙观，并以此来证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同自然具有某些同一性、共通性的东西。他以人观照自然，而把自然人格化了。其所著《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称:

        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中者，天下之所
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
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
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
地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