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的书法理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齐梁时代 （宋、陈稍弱），齐梁是这时期理论的高峰。齐高帝、张融、王僧虔等是齐朝的；庾肩吾、袁昂、梁武帝等是梁朝的。齐梁时代时间不长，可是书法理论的成果却非常丰硕。这几群人对书法批评的全面投入，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著名的 《世说新语》也在此时问世。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当然对这个时期整个书法理论的格局的把握与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到南朝，还要注意到北朝。
北朝的书法理论，比较重要的有江式的 《论书表》，其中也有较好的论述。但从书法观念的建树方面看，显得比较弱一点。这种观念上的弱，我想与当时的创作情态是比较相吻合的，因为北魏前后的书法创作，主体意识不太强，工匠制作的作品较多，而南朝是士大夫荟萃之地，文化素质较高，容易把简单的技法现象上升为理论概括，汇集成文献。这是南北朝之间的不同特点。
前面曾提及六朝时有位书法家叫庾元威，他有一篇文章叫 《论书》，很少有人注意到，但在张彦远的 《法书要录》里被收进去了。在 《论书》里，庾元威谈到了他当时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书法表现形式，比如：象形式的，龙凤鸟虫柳叶倒韭，甚至颜色五采等，不一而足，在其中都有记载。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虽然后来这些论述大都被淘汰，但对书法批评史的思想演变，还是很有意义的。在书法史和美学课中对此已经涉及，故不再赘述。
最后，我们对南北朝的书法大概作一个总结：
第一，在书法理论方面，南北朝时期相对于汉末和魏晋来说，是讨论的内容最多，讨论的方法最丰富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虽然在书法史上并不是十分强盛的时代，但批评史上却最引人注目、最有趣味。比如，内容上有对书家的评论，有对书法风格的评论，也有对当时内府收藏的书法的鉴赏的评论。陶弘景与梁武帝、齐高帝之间的讨论，都是针对当时内府收藏的书法作品进行鉴定与辨伪。特别是齐梁时代之前的宋，有一个书论名家叫虞龢，他有一篇 《论书表》，可以说是最早提出崇拜王羲之的重要文献。有人认为王羲之的地位是在唐代开始确定的，因为唐太宗特别崇尚王羲之，可是在南朝的刘宋时代，就已经有虞龢对王羲之表示无比的推崇，把王羲之推为古今第一。该时代书法批评在内容上的丰富性与方法上的多元化，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出现了艺术批评的主观意识。如评羊欣书是 “婢作夫人”—— 丫环当太太，举止羞涩、局促，无大家气派，这是对书风的批评。也有比较具体的对某一个专题的批评，如“天然过之，功夫次之”，这就是专业批评。当时把书家分成品级，实际上已包含了批评的内容。为什么有人被归在上上，而有人则被归在下下，其中是有原因的。所以当时的人批评的意识很强，但并不完全是作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主要表现为对一种风度的概括和对一种气质的研究。批评一个人的作品，对成功与不足两方面都顾及到，这表明当时的批评是相当成熟的。
第三，当时的书法理论开始走向体系化。所谓的走向体系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汉晋书赋、书势的文体；可以看到书法的技法条例的文体，比如卫夫人的 《笔阵图》，就是一种技法的研究；还有关于书体的研究、书品的研究、书评的研究、书录的研究等。有这么多的内容出现，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形成了体系化的研究成果集群。这在后汉时不可能出现。品藻是一种文体格调，评论也是一种文体格调，书势又是一种文体格调，分类越来越细，意味着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第四，当时的书坛已经开始出现了具有专业水平的理论家，如庾肩吾、袁昂、梁武帝、王僧虔。这些研究家有的书法不错，如庾肩吾的书法写得不错，梁武帝也写得不错，王僧虔也有传世名帖。也有部分人只有文章传世而不知道其书法水平如何，如北朝的江式，不但无传世作品，历史上也未见记载。虞龢、庾元威也是如此，可能这部分文人爱好书法批评，但可能不是书法家。这种现象比较值得重视。一直到民国的时候，所有的书法理论的书大都是由书法家来写的，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缺乏理论思辨价值，只能记录一下个人创作的经验。如果有人虽然对书法创作不太内行，但他能从理论的高度去看书法的文化意义，这种理论亦是真正有价值的。它比一般技法理论的程度要高得多。在创作上不太有名，而在理论上有文章流传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已改变了单一的以创作家代替理论家的落后状况，实践与理论开始出现了某种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