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书评》除对二十五位古今书法名家进行评论之外
《古今书评》除对二十五位古今书法名家进行评论之外，还有一段话也颇能引人深思：
张芝惊奇，钟繇特绝，羲之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
洪芳不灭。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
洪芳不灭。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
这几乎是对汉末以来书法名家的排谱。从张芝钟繇到二王，是一系列。自南朝刘宋时即已被公认为是时代的代表书家，是南朝书家心目中的圣贤；而羊欣 （楷）、孔琳之 （草）、萧思话 （行）、范怀约 （篆）等，却是与袁昂、庾肩吾同时代的书家，在当时还有王僧虔、阮研、陶宏景、薄绍之、张融等书家，袁昂只取羊、孔、萧、范四人，而舍去其他，表明他对当时书法家的成就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批评取舍模式。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当时书法的状况有着突出的意义。
袁昂 《古今书评》是奉敕品评之作，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同样对书法极有造诣的皇帝梁武帝萧衍。袁昂仕齐为吴兴太守，入梁为吏部尚书，迁尚书令，声名显赫，与梁武帝的交往十分密切，梁武帝又是个在翰墨上十分有为的君王。那么这种 《书评》的方式，虽可说是袁昂的提倡，但也不可忽视梁武帝的促成之功，因为正是梁武帝有此旨意，才会引出袁昂的书评。除此以外，梁武帝本人精书法，也有一篇书评曰《古今书人优劣评》，后人有指为伪作，但也很难据以确定。《古今书人优劣评》也是典型的书评之作，与袁昂的 《古今书评》如出一辙，甚至有的文句也十分相近，可见作者之间的思维方式与品评方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袁昂、梁武帝的两篇传世书评本身的内容也许是十分有限的，所涉及的也就是三十余个书家，所采用的又是立足于个人感受的审美描述，比起真正的思辨与论证显然还很缺乏恢宏恣肆的论文风度。但我们却对这些书评的价值折服不已，其中的奥妙，我想一是因为它为我们勾画出从汉晋书赋而来的一种注重审美感受与联想的批评模式，具有充分的历史感。汉晋书赋不仅仅是个偶然现象，在当时有文学史的并列，有 “尚美”与 “尚用”不同侧重及在文学与书法中的错位，而在后世则有六朝书评承传，并且帮助我们了解到一种深刻的历史观念与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拟物走向抽象的拟人，从简单的形态走向丰富的对精神风貌、风度、神采的把握，表明了这种审美感受与联想的批评模式自身也在不断成熟，也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二是它足以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书论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水乳交融关系。如 《书品》与 《诗品》、《画品》的同步出现，又如 《古今书评》与 《世说新语》在人物品藻的典型表述方式之间明显的相互关系，都表明当时书法理论是投身于整个文化发展的机制之中，并不孤立。我认为，这是六朝 《书品》和《书评》给我们带来的最成功的启示。
庾肩吾 《书品》、袁昂 《古今书评》的品藻品级方式，对后世的书法理论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从唐代李嗣真的 《书后品》，张怀瓘的 《书断》，直到清代包世臣的 《艺舟双楫》、康有为的 《广艺舟双楫》，横跨上千年的书法理论历程基本上未摆脱六朝书论的模式，还是在用分品、作品藻的 《书品》、《书评》方式为之。以此而论，也足以表明六朝书论所具有的历史性格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会具体提及，此处只是先提一下，将这个历史性的特征归结为六朝书论 “品”、“评”的第三个成功之处，我想是并不为过的。
与六朝书论的 “品”、“评”的主线相比，另一条主线则是以史论为侧重。羊欣的 《采古来能书人名》与王僧虔的《论书》，则完全是一种史学家的立场。当然，羊欣与王僧虔所采用的方法也有类同于庾肩吾、袁昂之处，即以书家为条目，各家之下系以评论或史料，从大体上看，仍然是短项短条，类于随笔而不是长篇大论逻辑分明的格局。但同是以人名立条，庾肩吾与袁昂是重在评价，而羊欣与王僧虔却是重在述史。比如，“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兄玄之，兄徽之，淳之，并善草行。”“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这样的记载其侧重显然不在于表达论者主体审美感受，而在于记述史料，因此，羊欣与王僧虔显然是志在为后人保存当时的史料，内容包括每位书家的时代、职衔、师承与亲属关系、擅长书体以及同时期其他专家的评论资料，如评论王羲之引羊欣语即是。
袁昂 《古今书评》是奉敕品评之作，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同样对书法极有造诣的皇帝梁武帝萧衍。袁昂仕齐为吴兴太守，入梁为吏部尚书，迁尚书令，声名显赫，与梁武帝的交往十分密切，梁武帝又是个在翰墨上十分有为的君王。那么这种 《书评》的方式，虽可说是袁昂的提倡，但也不可忽视梁武帝的促成之功，因为正是梁武帝有此旨意，才会引出袁昂的书评。除此以外，梁武帝本人精书法，也有一篇书评曰《古今书人优劣评》，后人有指为伪作，但也很难据以确定。《古今书人优劣评》也是典型的书评之作，与袁昂的 《古今书评》如出一辙，甚至有的文句也十分相近，可见作者之间的思维方式与品评方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袁昂、梁武帝的两篇传世书评本身的内容也许是十分有限的，所涉及的也就是三十余个书家，所采用的又是立足于个人感受的审美描述，比起真正的思辨与论证显然还很缺乏恢宏恣肆的论文风度。但我们却对这些书评的价值折服不已，其中的奥妙，我想一是因为它为我们勾画出从汉晋书赋而来的一种注重审美感受与联想的批评模式，具有充分的历史感。汉晋书赋不仅仅是个偶然现象，在当时有文学史的并列，有 “尚美”与 “尚用”不同侧重及在文学与书法中的错位，而在后世则有六朝书评承传，并且帮助我们了解到一种深刻的历史观念与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拟物走向抽象的拟人，从简单的形态走向丰富的对精神风貌、风度、神采的把握，表明了这种审美感受与联想的批评模式自身也在不断成熟，也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二是它足以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书论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水乳交融关系。如 《书品》与 《诗品》、《画品》的同步出现，又如 《古今书评》与 《世说新语》在人物品藻的典型表述方式之间明显的相互关系，都表明当时书法理论是投身于整个文化发展的机制之中，并不孤立。我认为，这是六朝 《书品》和《书评》给我们带来的最成功的启示。
庾肩吾 《书品》、袁昂 《古今书评》的品藻品级方式，对后世的书法理论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从唐代李嗣真的 《书后品》，张怀瓘的 《书断》，直到清代包世臣的 《艺舟双楫》、康有为的 《广艺舟双楫》，横跨上千年的书法理论历程基本上未摆脱六朝书论的模式，还是在用分品、作品藻的 《书品》、《书评》方式为之。以此而论，也足以表明六朝书论所具有的历史性格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会具体提及，此处只是先提一下，将这个历史性的特征归结为六朝书论 “品”、“评”的第三个成功之处，我想是并不为过的。
与六朝书论的 “品”、“评”的主线相比，另一条主线则是以史论为侧重。羊欣的 《采古来能书人名》与王僧虔的《论书》，则完全是一种史学家的立场。当然，羊欣与王僧虔所采用的方法也有类同于庾肩吾、袁昂之处，即以书家为条目，各家之下系以评论或史料，从大体上看，仍然是短项短条，类于随笔而不是长篇大论逻辑分明的格局。但同是以人名立条，庾肩吾与袁昂是重在评价，而羊欣与王僧虔却是重在述史。比如，“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兄玄之，兄徽之，淳之，并善草行。”“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这样的记载其侧重显然不在于表达论者主体审美感受，而在于记述史料，因此，羊欣与王僧虔显然是志在为后人保存当时的史料，内容包括每位书家的时代、职衔、师承与亲属关系、擅长书体以及同时期其他专家的评论资料，如评论王羲之引羊欣语即是。
有的还相当详细，如评论扬肇，曾引大文学家潘岳之诔
有的还相当详细，如评论扬肇，曾引大文学家潘岳之诔，竟是如下的华美词藻：
草隶兼善，尺牍必珍，足无辍行，手不释文，翰动若飞，
纸落如云。
纸落如云。
像这样的评语，如果不是经羊欣引出，后人是无法了解得那么详细的。相比之下，王僧虔的 《论书》引用资料更见周密详细。我想，王僧虔是一位地道的书论家，有众多的 “论书启”传世，还有 《笔意赞》这样的名篇，当然对于做这样的史学文章颇有经验了。加之他还亲沐皇恩，在内廷能了解到许多他人了解不到的轶闻，因此，他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他论谢灵运一条：
谢灵运书乃不论，遇其合时，亦得入能流，昔子敬上表
多在中书杂事中，皆自书，窃易真本，相与不疑，元嘉初，方
就索还，《上谢太傅殊礼表》亦是其例，亲闻文皇说此。
多在中书杂事中，皆自书，窃易真本，相与不疑，元嘉初，方
就索还，《上谢太傅殊礼表》亦是其例，亲闻文皇说此。
像这样的轶闻，如不具备相当的条件是未必能得知的。
羊欣与王僧虔的书论，使我们想起了后世治史的一般方法。以人立传，简单地将史料列于其下，即成一部史。但羊欣与王僧虔史料都是得自亲身经历与口碑，对后人来说都是珍贵而新鲜的资料。而后人碾转抄录，大同小异，并无新鲜之感，自然就逊色多了。我想，也许我们对于民国时代书法家也依此作文，分别目录系以史料，或许也会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并足为后人所依凭的。
此外，还应注意到一个时序的事实，羊欣与王僧虔分别活动于刘宋和萧齐，而庾肩吾和袁昂却活动于萧梁。是羊欣与王僧虔在前而袁昂、庾肩吾在后，那么依刚才的分析，则应该是史学式的人物评论在前而品级、品藻式的 “品”、“评”方法在后。我想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六朝时，并不是自然产生这种 “品”、“评”方法的，因为在宋齐，正宗的史学方式 （无论是当代史还是古代史）都有现成的成果，这是一些上承卫恒 《四体书势》以来的成果。而齐梁以后的袁昂、庾肩吾本来可以沿袭这种批评方法，它既有新颖的史料，也有人物品评，记录了魏晋以来社会风气的痕迹。也许按一般的逻辑推测，这是最适合各种需求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也已习惯了的方式。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应着重强调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意识。把九品分级的政治制度引入书法，或把人物品藻式的文学方法引进书法，本来都不是书法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但通过批评家们的努力成了事实。这一点，首先表明袁昂与庾肩吾不是懒惰的批评家，他们渴望新变。其次表明书法理论与社会文化生活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书法批评的发展从总体上也还是离不开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观念的支持，在这方面，庾肩吾与袁昂在批评史上的贡献，是绝不亚于赵壹和卫夫人的。
六朝时期的书家也有对书法理论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王僧虔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笔意赞》，里面谈到较基本的书法观，其中提出的一些观念范畴也特别有意思。比如，他认为书法是 “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有点类似前面讲到的 “工夫”与 “天然”的对立关系，这些概念是六朝人提出来的，这一点就已具有足够的价值了，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形神之间的关系。王僧虔认为 “形”没有 “神”重要，表明他对书法的看法已相当深入，是比较重要的理论成果。王僧虔的 《论书》里，则除了谈到形神外，还谈到了其它一些观念，譬如，他提到了 “紧媚”与 “骨力”，认为郗超（东晋书家）的书法 “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也”。神采与形质，天然与功夫、紧媚与骨力，这些成对的批评范畴，作为当时人的理论思维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重点介绍了 《书品》和 《书评》之间异同，以及“品”、“评”新方式与史料积累方式的异同。对于南北朝的书法理论，我们还要作一个总体的观照。
羊欣与王僧虔的书论，使我们想起了后世治史的一般方法。以人立传，简单地将史料列于其下，即成一部史。但羊欣与王僧虔史料都是得自亲身经历与口碑，对后人来说都是珍贵而新鲜的资料。而后人碾转抄录，大同小异，并无新鲜之感，自然就逊色多了。我想，也许我们对于民国时代书法家也依此作文，分别目录系以史料，或许也会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并足为后人所依凭的。
此外，还应注意到一个时序的事实，羊欣与王僧虔分别活动于刘宋和萧齐，而庾肩吾和袁昂却活动于萧梁。是羊欣与王僧虔在前而袁昂、庾肩吾在后，那么依刚才的分析，则应该是史学式的人物评论在前而品级、品藻式的 “品”、“评”方法在后。我想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六朝时，并不是自然产生这种 “品”、“评”方法的，因为在宋齐，正宗的史学方式 （无论是当代史还是古代史）都有现成的成果，这是一些上承卫恒 《四体书势》以来的成果。而齐梁以后的袁昂、庾肩吾本来可以沿袭这种批评方法，它既有新颖的史料，也有人物品评，记录了魏晋以来社会风气的痕迹。也许按一般的逻辑推测，这是最适合各种需求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也已习惯了的方式。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应着重强调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意识。把九品分级的政治制度引入书法，或把人物品藻式的文学方法引进书法，本来都不是书法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但通过批评家们的努力成了事实。这一点，首先表明袁昂与庾肩吾不是懒惰的批评家，他们渴望新变。其次表明书法理论与社会文化生活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书法批评的发展从总体上也还是离不开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观念的支持，在这方面，庾肩吾与袁昂在批评史上的贡献，是绝不亚于赵壹和卫夫人的。
六朝时期的书家也有对书法理论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王僧虔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笔意赞》，里面谈到较基本的书法观，其中提出的一些观念范畴也特别有意思。比如，他认为书法是 “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有点类似前面讲到的 “工夫”与 “天然”的对立关系，这些概念是六朝人提出来的，这一点就已具有足够的价值了，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形神之间的关系。王僧虔认为 “形”没有 “神”重要，表明他对书法的看法已相当深入，是比较重要的理论成果。王僧虔的 《论书》里，则除了谈到形神外，还谈到了其它一些观念，譬如，他提到了 “紧媚”与 “骨力”，认为郗超（东晋书家）的书法 “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也”。神采与形质，天然与功夫、紧媚与骨力，这些成对的批评范畴，作为当时人的理论思维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重点介绍了 《书品》和 《书评》之间异同，以及“品”、“评”新方式与史料积累方式的异同。对于南北朝的书法理论，我们还要作一个总体的观照。
分类：中国书法理论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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