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赵构的生活有“在位”与“退处”两个阶段之别，但其书学思想与基本观念总体上仍然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即思想上以儒家道统为指归，艺术上以上追晋唐为基调，笔法上以钟、王为法尚。在位时期的赵构书论，散见于宋人史书、文集、笔记、类书等，以熊克《中兴小纪》、桑世昌《兰亭考》、王应麟《玉海》等书所记最为丰富，基本上是赵构本人在建炎、绍兴年间与群臣相论时事时涉及书法的言论和对前代法书所作的题跋文字。根据笔者的初步钩稽，未见传本《翰墨志》著录的赵构早期论书语录已有二十六条，总字数接近传本《翰墨志》的一半，并与《翰墨志》的书学观有密切关联。禅位以后的赵构书学思想主要以《翰墨志》为代表，而传本《翰墨志》一卷凡二十四则，决非一时一地之作，应该是辑集赵构退居德寿宫以后论书语录而成。只是由于“在位”与“退处”的前后身份已经有别，《翰墨志》对书法本身的艺术特质与艺术评价等问题的关注与阐述相对多了一些。

(三)鼓动士类，以书名世——赵构书法的当时作用与后世影响

综合对书法艺术的倡导作用、自身的艺术创作水平和传世书作对后世的影响等三大因素来看，在历代帝王中真正够得上“书法家”资格的，恐怕惟有唐太宗李世民、宋徽宗赵佶和宋高宗赵构等三五人而已。唐太宗以帝王之力搜罗晋人法帖，并极力推崇右军书风，不仅对唐代书法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甚至为唐以后的整部中国书法史奠定了一个基调——以王羲之为中心！他自己的书艺水平也在纯正可观的“右军”一脉。宋徽宗在大观、政和、宣和年间对历代法帖的搜罗与传刻，虽是沿袭淳化年间的祖先作派，但他以亲躬之力使书画艺术在北宋末期掀起一个高潮，加之他自创一格的“瘦金体”，可见其艺术素养之高，在历代帝王中罕有相匹者。高宗赵构在艺术天资上秉承了其父，书法工夫堪称上流，从其传世书迹可见一斑。

但是，赵构并不像苏轼、黄庭坚乃至其父赵佶那样具有较强的艺术求新意识，试图通过字形及线质的独特塑造来尽量抒发个人的意趣。他的“学书”过程似乎比较漫长，对基木功的训练也比较专一，所谓“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除了想通过所书写的内容来奖谕、教化臣民外，主要的意图恐怕还是通过孜孜不倦地临习古人法帖，留意于前代大家的精湛笔法，来对“古雅之作”心摹手追。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至于赵构书法注重技巧，而少有自家新意的另一个原因亦不难理解：与苏、黄、米甚至是太上皇徽宗相比较，由于他在二十岁前后接受知识训练最关键的时候，恰逢家国之变，因此总体的艺术素养显然逊色。当然，个性的有别，经历的不同，才情的差距等等，都是造成赵构并未成为书法史上一代大家的原因。

赵构能以书法名世，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在政治上牺牲民族、闰家、宗室利益为代价的。虽然这种前提并不十分直接，也就是说，尽管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明赵构是为了书法而放弃收复中原的机会，或者说赵构若不沉溺于书法就一定可以收复中原，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几乎决定了南北平衡对峙情况的出现；但从另一角度说，如果赵构能放弃书法爱好，对富国强兵多一点心思，于民族、于民众何尝不是更大的福音。

赵构以书法名世还在于他特殊的帝王身份。历代帝王中，纯粹因书法而得后世认可的恐怕也只有赵构一人。不论其余，只就唐太宗、宋徽宗二人而言，前者在“贞观盛世”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业绩显然更让人景仰，后者在北宋院画上所起的作用丝毫不逊于在他书法上的成就；只有宋高宗赵构，在政治上的狠懦似乎倒让他在书法上显出一点“有能”来了，这就使他在历代帝王书法的坐标中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并藉此赢得身前身后之名。
其实，赵构在书法上能获得显名，既与他特殊的地位与条件相关，也与他“凡五十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的勤奋有关，更与南宋时代书法艺术上式微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宋室南渡、外侮欺凌的特殊时代环境下，赵构也深知书法至此已呈颓势。但他却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本朝”(指整个赵宋王朝)士人与“有唐”一代相比在群体上的衰败。这也许是他尊崇晋唐之心声，也许更在为自己建都临安、不思恢复的行为作辩护。与此相呼应的是，他一再把“宋室南渡”与“晋室东渡”两者相比，声称：

······余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    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大夫，而书名显著非一。岂谓今非昔比，视书漠然，    略不为意！果时移事异，习尚亦与之汗隆，不可力回也。

······ 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对于赵构书法，南宋士人几乎一致地加以肯定，并在各自的论述中作出了明确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在盲从和奉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或是自己曾蒙高宗御书之赐，或是祖先曾蒙高宗翰墨之赐，或是亲眼得见高宗御书，他们是真心佩服高宗皇帝的书艺才能和勤勉之功。

赵构作为一位帝王书家，其地位足以影响时风。其论书力主“以钟、王为法”、推许米芾、注重楷书与行草书的相互关联等书学观念，对时人和后人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纵观绍兴年间至元代初期的中国书法史，赵构书法风貌及其书法观念影响所及者，不在少数。从传世《翰墨志》一卷和宋人笔记、书学著作中，可以知道赵构对工羲之书法尤其是对(兰亭序》推崇备至，不光自己常常临写，以临作赐近臣，而且要求自己的接班人(孝宗)也学习之，如陆游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史丞相言高庙尝临《兰亭》，赐寿皇于建邸。后批字云：‘可依此临五百本来看。’盖两宫之笃学如此。世传智永写《千文)八百本，于此可信矣。”因此，高宗的这一习尚不仅深刻影响了孝宗以后的南宋诸帝、皇后贵妃乃至部分亲近的宗室子弟，而且也影响了朝士和后人。

可以这样说，赵构以帝王身份“中兴”南宋一代的同时，也开创了南宋时代的书法风气。赵构书法创作所经历的心仪黄山谷、推许米南宫、尊尚“钟、王”的三种典型，都曾深刻地影响了南宋一代的书风。或许正在赵构“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的言行感召之下，南宋士人虽没有能够将书法一艺恢复到东晋时代“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的高度，但也所幸尚得米友仁、吴说、陆游、范成大、张孝祥、朱熹、吴琚、张即之等辈的努力，还并非一无可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