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周易系辞本义》手稿，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九册有影印(编号:京1 -346)。卷后仍存明人李东阳在正德元年(1506)、清人何绍基同治乙丑(1865)、费念慈光绪辛丑(1901)等三跋。手稿卷子无款识印记，然三跋均定为朱熹真迹无疑，却未涉及本卷书写年代。李东阳、何绍基二跋，虽也提出此为朱熹残稿，并认为此卷所书内容与世所传“定本”多有不同，但似乎并未引起后人的注意。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根据《朱子年谱》“淳熙四年，《周易本义》成”的记载，似乎倾向于传本为朱熹在四十八岁的淳熙四年(1177)所书。束景南《朱熹作<周易本义>与<易九图>.<筮仪>、真伪考》以较为详实的考论，提出了“(一)《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十五年”，“(二)朱熹生前未尝正式刊行《周易本义》”，传世所见是卷手稿乃是“因朱熹不甚满意《本义》，稿方成而未定，即被人窃出印卖”而流落在人间的意见。从该卷的流传情形和书法面貌等几方面综合考察，束考或可信。

根据卷后何绍基跋语所记：“朱子《周易系辞本义》残稿二......闻华亭张氏藏有《谦》、《随》二卦草稿，不知乱后尚未毁失否?”看来，当时流落在民间的朱熹《周易系辞本义》手稿确实不只本卷一种。又据杨震方《碑帖叙录》记，另有朱熹书《周易系辞》“真迹已流人日本”者，行书，“字大五六寸，用笔豪劲，精采四射，与传世朱书异趣。又有以此刻于各地者，蔡元定刻存常德府学(今湖南常德县)，极精”。高令印《朱熹事迹考》引清光绪年间《湖南通志》等，认为《碑帖叙录》中所述及的朱熹书、蔡元定刻《周易·说卦》为“乾道年间”事，内容为自“易有太极”至“是故易逆数也”，凡八大碑，今尚存湖南常德，后各地又有摹拓传刻者，可见此当与本卷无关。而杨震方、高令印二人所提到的朱熹《周易系辞》墨迹，正与曾藏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并被乾隆皇帝定为“朱文公书《易辞》真迹”册相合。该册在约在20世纪60年代被台湾林宗毅(字志超)氏从异域重金购藏，于1983年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件传世罕见的署为“朱熹书”大字行楷墨迹，凡十四开，共一百一十一字。如果确属朱熹真迹，那么它的意义就更不一般了。该册大字书迹，与前面所提到小字《周易系辞本义》手稿实有很大的不同，但与各地传刻纷纷的一些朱熹大字榜书却有相通之处。

在绍熙二年短暂的知漳州任之后，朱熹又卜居建阳考亭。绍熙四年末的知潭州任期间和绍熙五年夏的由潭人都侍讲途中，朱熹又先后大量地获观了曾巩、赵抃、黄庭坚、司马朴、司马光等人的真迹并有跋文，这些跋文多存《晦庵集》卷八三。其中对司马光《荐贤帖》的评价甚高：“熹伏读此书，窃惟文正公荐贤之公、心画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余裔，固不待赞说，而人之其可师矣。”绍熙五年末由临安罢归考亭，居沧州精舍，朱熹开始他学术史上最后的辉煌，同时继续他在书法上的心仪宋儒先贤的历程。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从学术角度说，几度卜居武夷，是朱熹“杜门”自修的’‘好时光”，正是在此期间，他先后完成了诸多的经学著作，提升和完善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调教了一批又一批的“朱学”弟子，并最终奠定自己崇高的学术地位。与此同时，朱熹的书法创作和书学思想发生了阶段性意义的变化，为最终形成他富有时代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书法面貌做好了必需的一切准备。直至庆元元年，朱熹的书法创作和书学思想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

综观本阶段的朱熹传世重要书迹，从淳熙九年的《赐书帖》、《卜筑钟山帖》，到淳熙十四年的《季夏帖》、淳熙十五年的《任公帖跋尾》，再到绍熙五年的《向往帖》、《秋深帖)、(大桂驿中帖》，均表现出较为相近的远法王羲之、近绍北宋先贤的面貌，只是前后的个人风貌程度略有浅深之别而已。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世传朱熹大字，往往气象森严，仪态端朴，与小字行草书札等相异趣。

对于朱熹完成在这一时期的传世书作，后人曾有以下的评述：

余尝游匡庐，至白鹿书院，周览古迹，见(朱)文公先生所书“贯道”之桥、“风泉云壑”之亭及“白鹿洞”等题扁，鑱诸石上，宇径尺余，笔力苍古，气象方严，自然令人悚敬。及归，阅家中旧藏文公与芗林向氏书尺，清劲温润，如瑶台春晓，珠光玉华，又自不同。乃知先贤道德充积，精英之发，无施而不当也······

宽伏读(朱)文公《与时宰二手札》，大儒君子恬静刚正之气，数百载之下犹充溢纸墨间。

(三)晚期书风(庆元元年以后)：主张“皆由自家使得方好”的书学观

绍熙五年末至庆元元年初(1194-1195)，是朱熹书法创作风格和书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其时，朱熹已六十五岁。

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底，朱熹奉祠南下，自此居考亭“沧州精舍”，直至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逝世，其中庆元三年(1197)前后“庆元党禁”高峰期间曾出外在闽东各地避难一段时间。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从朱熹传世文字来看，在卜居考亭期间，曾大量获观了先贤墨迹，并做了大量的题跋，这些先贤书迹包括了邵康节“检束”二大字、《道士陈景元诗卷》（后有王安石题跋)、《吕仁甫公帖》、《严居厚兴马壮甫唱和诗轴》、《吕(正献)、范(忠宣)二公帖》、《伊川先生帖》、《官本十七帖》、《苏东坡书李杜诸公诗》、《杜祁公与欧阳文忠帖》、《东方朔画赞》、《蔡襄书杜甫前出塞诗》、《石本乐毅论》、《韩魏公(琦)与欧阳文忠公(修)帖》、《朱希真所书道德经》、《黄山谷宜州帖》、《蔡襄评书帖》、《欧阳修与蔡襄帖》、《东坡帖》、《曾鞏帖》、《黄山谷草书千文》等等，以及前辈、友人张浚(魏公)、赵汝愚(中简)、张敬夫、张孝祥、周必大、杨万里等人的墨迹，所有这些题跋文字均见《晦庵集》卷八三、卷八四。

此一阶段，朱熹似乎更为钟爱北宋先贤遗墨。显然这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时值理学(道学)在南宋达到了兴盛的局面，同时也面临着最危急的“伪学”之禁!《晦庵集》卷八四中的书法题跋明确揭示了朱熹在庆元年间曾大量观阅了张载、程颐、邵雍的书迹，对他们“大笔快意”而“书迹谨严”的作风表现出极大的赞赏。

从传世题跋还可发现，此一时期朱熹对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书法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前期的颇有微词转变为充分肯定。他说：

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以道东西南北未尝宁居，而能挟此以俱，宝玩无斁，此其意已不凡矣。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且不以视王公贵人，而独以夸于崎人逐客，则又有不可晓者。

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自不当以工拙论，但追想一时忠贤流落为可叹耳。

由上可见，这种变化从朱熹本人的心态上来说，是当时朝野上下已占上风的将“道学”贬为“伪学”的讨伐声，和其后的“庆元党禁”之难，使他联想到了在“元祐党禁”时期的苏、黄等人的遭遇，于是不由得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同病相怜，甚或是借题发挥；而从书法认识上说，是经过前阶段对汉魏晋唐和大量北宋人法帖的学习与观摩后，朱熹终于有了认识上的改变，开始认可宋人书法中的“意趣”。因此，这种变化既是他书法观念的延续，更是他书学思想的升华。

同时，此时的朱熹也开始能够较为平实地看待他曾经深爱的王安石、黄庭坚、张孝祥等人的书法，实事求是地对他们的书迹和书事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盖其胸中安静祥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因识其语于左方。